2017年3月，李敖忽然发现自己不对劲了，走路不稳当了，说话也不利索了，反应甚至也迟钝了，一查，确诊脑癌，这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，但镇定之后，他马上立了一份遗嘱，上面提到了一个不该提到的人，在他死后就打起了官司。 那一年的书房里，满地都是揉成团的废纸稿，李敖握笔的左手止不住地颤抖，墨水滴下来，洇黑了刚刚写好的字句，这让他异常暴躁，狠命擦掉墨迹后，他会指着那个看不见的对手大骂，说自己在牢里十年，啃过的蟑螂都比这癌细胞毒。 很多人都觉得这位一生都在战斗的狂人，在死神面前至少会慌乱一阵，毕竟当2017年初那个清晨来临时，预兆显得极其狰狞，原本要下楼取报纸的他突然感觉双脚踩在了棉花上，必须死死扶着墙才没有跌倒。 紧接着，走路开始摇晃，说话变得迟钝，那个令无数论敌闻风丧胆的灵光大脑，时不时会出现可怕的空白，台北荣总的检查报告像一份终审判决：脑干恶性肿瘤，大概还能活三年，但李敖仅仅是用极短的时间消化了震惊。 当恐惧袭来，那个感叹“我怎么可能得癌”的老人迅速隐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要把死亡当成“结案陈词”来处理的执行者，他把自己关进了书房，决定把每天的睡眠压缩到五个小时，以前雷打不动写十五个小时，现在病了，反倒要拼命加到十六个小时。 在他看来，唯有这样高密度的输出，才对得起仅剩的生命刻度，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，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自己身后事的精密布局，他深知自己这辈子哪怕再强悍，也终究控制不了肉体的腐朽，但他执意要控制这世间属于他的秩序，直到最后一刻。 在律师面前立下的那份遗嘱，像极了他平日里辛辣的杂文，既有深情，又藏着算计，绝大部分家产，包括那个版税破千万的《北京法源寺》版权，他都干脆利落地划给了妻子王小屯和一对儿女。 为了保障儿子李戡的利益，他还特意设定了由母亲暂管、待其成年后独自享有的防线，这部分安排顺理成章，温情脉脉，然而在面对那个最像他、性格最泼辣的私生女李文时，李敖展现出了极其复杂的“父爱”。 这个出生在美国、久居北京，仅仅十个月就能卷入上百场官司的女儿，一直是让他头疼的存在，遗嘱里，他破天荒地加上了李文的名字，承诺每月支付给她一千美元，一直供养到七十岁，但这笔钱并不是馈赠，更像是一个必须要用“安静”来交换的紧箍咒。 李敖白纸黑字地立下规矩：钱可以拿，前提是不能闹，一旦对李戡或是王小屯提起诉讼、哪怕是骚扰，这根金钱的管子就会立马被切断，即便到了生命的尽头，他依然想用那一纸契约，在身后替这个家庭建立起一道防火墙。 虽然在他走后，个性刚烈的李文还是立刻把这事捅到了法庭，声称这一千美元是种“羞辱”闹得沸沸扬扬，李戡在法庭外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要停掉生活费，这一切喧嚣，似乎恰恰印证了老爷子生前“处处设防”的先见之明。 他太了解这个女儿，也太清楚亲情在现实利益面前的脆弱，安排好了钱，李敖开始清理那一笔笔“人情账”他对鲁豫挥手告别，轻飘飘一句“下辈子有机会再见”演得像是一场寻常的出差；他告诫老友马家辉，“有仇不报的人，必是有恩不报的人”。 这句狠话听着是对朋友的警示，细琢磨又像是在给自己那一辈子恩怨分明的人生做注脚，他甚至试图去见那个和他仅仅做了115天夫妻的胡因梦，哪怕曾经骂了对方几十年，临了还是想最后看一眼。可惜，对方回绝了。 这一面没见着，成了他清算人生账单上怎么也填不平的一笔亏空，越临近终点，他越像个矛盾的集合体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吞咽功能退化到只能靠鼻饲，甚至连赖以战斗的自由行动都被禁锢在了轮椅上，但他那颗爱恶作剧的心还没死。 在那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，他还得逗逗年轻漂亮的护士，等人凑近问他名字，他一把扯下氧气罩，一本正经地吐出三个字：“王八蛋”这也许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一丝嬉皮笑脸，当所有的狂傲、算计、理性和幽默都被病魔一点点抽离。 在意识即将彻底沉入黑暗的最后时刻，躺在病床上的李敖，竟然变回了那个最无助的少年，即使他在遗嘱里那样精明地用逻辑切割财产，用法律约束亲情，可到了2018年3月那个最后的日子，当他说不清话时，嘴里反复嚅动的。 却只是一个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名字：“小蕾”那个在他早年陷入人生最低谷、即将身陷囹圄时依然陪在他身边的初恋女孩，那个后来因为他坐牢十年而被迫嫁给他好友的昔日恋人，成了他这八十三年人生大戏散场前，唯一的台词。 3月18日，李敖在台北荣总走了，按照他的意愿，身体火化，不留墓碑，骨灰随便找个地方撒了，他似乎把这一生算计得清清楚楚，却终究没能算准，自己在最后那一刻，想的不是书稿，不是版权，也不是那些快意恩仇的江湖往事，只是一段早已失散的温柔。 信息来源：闽南网《李敖亲笔遗嘱公开 支付女儿李文每月1000美金直到70岁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