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爸爸，卖掉小弟弟可以得到3000块钱。 深水埗的笼子间里，一家六口挤在不到十

“爸爸，卖掉小弟弟可以得到3000块钱。 深水埗的笼子间里，一家六口挤在不到十平米的空间。 铁丝网隔出的“房间”里，空气永远混着霉味和父亲工地上带回的汗味。 父亲每天凌晨四点就扛着工具出门，水泥袋磨破肩膀是常事，深夜回来时，鞋上的泥点能在地板印出一串模糊的脚印。 饭桌上永远是咸菜配白饭，弟弟总抢着扒拉碗里的米粒，陈小春那时最大的愿望，是让弟弟不用再啃咸菜根。 十三岁那年，他没再去学校。 跟着父亲去工地打杂，搬木板时手指被钉子划破，血滴在水泥地上，他咬着牙没哭父亲正扛着比他人还高的钢筋从身边走过，腰弯得像张弓。 那天在街头，两个男人的闲聊飘进耳朵：“收养个男娃，给三千块补偿。 ”他心里猛地一跳，三千块能买多少米？多少肉？弟弟去了好人家，就不用跟着他们饿肚子了。 耳光落下时，他尝到了血腥味。 但三天后的饭桌上，红烧肉的香气盖过了一切。 弟弟没坐在往常的位置，父亲把最大块的肉夹到他碗里，“吃，多吃点。 ”他低着头扒饭，肉堵在喉咙里，像吞了块石头。 后来他才知道，父亲那天揣着那三千块，在码头蹲了一夜，烟蒂扔了一地。 十六岁他离开家，在大排档端盘子，在后厨杂物间和老鼠抢地盘。 给客人倒茶时洒了水，被老板指着鼻子骂，他攥紧抹布没还嘴想起父亲扛钢筋的背影，这点委屈算什么。 直到看到无线舞蹈班招生，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转圈，汗水把地板洇湿一片，考官说“你这股劲，有点意思”。 伴舞的日子里，他给梅艳芳递过话筒，给张国荣整理过衣角，一场演出五十块，够买两斤肉。 后来组了组合，唱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再后来演“山鸡”，红透半边天。 第一次带父母搬进九龙城的三居室，父亲摸着白墙，手背上的老茧蹭得墙皮沙沙响，“这辈子，值了。” 他想找弟弟。 托人查了无数档案，在演唱会后台对着镜头说“哥有钱了”，父亲却按住他的肩膀，“让他好好过吧。 ”父亲没说出口的是，当年送走弟弟时，他跟人签了协议，永不相认。 贫穷时被迫放手，富裕后不敢打扰，这是父亲用一辈子扛着的债。 现在他给儿子喂饭，总把鱼肉挑净刺再递过去。 小家伙把饭粒掉在桌上，他弯腰捡起塞进嘴里，像当年父亲捡起他掉的饭粒一样。 应采儿笑他“抠门”，他只是笑笑。 有些记忆不用提，比如那天没吃完的红烧肉，比如父亲转身时颤抖的肩膀，都化作现在给儿子擦嘴的纸巾，柔软又实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