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，杜聿明重病，郭汝瑰前去探望：“你明知我是共产党，为什么不揭发我呢？”杜聿明闻言，苦笑一声：“我揭发了，但蒋介石不信啊！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“关注”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，感谢您的强烈支持！ 1981年，北京协和医院一间安静的病房里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。 杜聿明躺在病床上，身体已经很虚弱了。 来看望他的郭汝瑰坐在床边，两人都上了年纪，头发花白，过去的硝烟似乎都已远去。 沉默了一会儿，杜聿明看着这位昔日的老同事，终于问出了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： “那时候，你到底是不是那边的人？” 郭汝瑰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 杜聿明见他这样，自己倒先苦笑起来，带着点自嘲的语气说： “其实我当年就去老头子那里告过状，说你肯定有问题。可惜啊，他死活不信。” 这段简单的对话，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。 时间要退回到1948年的冬天，淮海战场上硝烟弥漫。 当时杜聿明是国民党徐州“剿总”的副总司令，指挥着几十万大军。 但仗打得特别别扭，他总觉得自己的每一步打算，对方好像都提前知道了。 部队往哪儿调动，对方就在哪儿等着；想从哪里突围，哪里就被堵得死死的。 那种感觉，就像下棋的时候，自己的棋谱被对手看得一清二楚。 杜聿明是身经百战的老将，这种不对劲他很快就察觉到了。 他判断，问题不出在前线，而出在南京的决策层里，肯定有人把作战计划泄露了出去。 他思来想去，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当时在国防部主管作战计划的厅长郭汝瑰。 为什么怀疑郭汝瑰呢？ 说来有点讽刺，原因之一居然是郭汝瑰“太干净”了。 那时候国民党高层普遍讲究排场，吃好的穿好的，弄钱的门路也多。 可郭汝瑰不一样，他生活过得十分简朴，穿旧军装，家里沙发破了就打个补丁继续用，从来不见他搞什么营私舞弊的事。 在杜聿明看来，这种“清心寡欲”在当时的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，甚至有些可疑。 他私下里对人说过，一个身处高位却能完全不贪不占的人，要么是圣人，要么就是别有追求——而他怀疑郭汝瑰的追求，就是信仰共产党。 于是，杜聿明找了个机会，向蒋介石报告了自己的怀疑。 没想到，蒋介石听了大为光火，把他训斥了一顿。 在老蒋眼里，郭汝瑰是黄埔嫡系，打仗肯动脑筋，为人又本分，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军人模范。 杜聿明说这样的人可能是共产党，蒋介石觉得简直是胡闹，反而认为是杜聿明自己打仗打不好，胡乱猜忌同僚。 这件事就这么被压了下来，郭汝瑰的地位丝毫没受影响，依然参与着最核心的军事谋划。 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。 杜聿明的直觉是对的，但他基于直觉的指控，恰恰成了郭汝瑰最好的掩护。 郭汝瑰的真实身份，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情报员。 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了进步思想，回国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。 抗战时期，他利用英勇作战的表现赢得了信任，一步步进入国民党军的决策核心。 淮海战役期间，他利用职务便利，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、兵力调动、装备情况等绝密情报，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地送了出去。 解放军指挥部能对国民党军的动向了如指掌，郭汝瑰功不可没。 所以，杜聿明在战场上那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憋屈感，根源确实部分出在郭汝瑰这里。 他后来也想了些办法，比如有时候绕过正常程序，只和极少数人商量作战计划，但大局已定，难以挽回。 最终，杜聿明在陈官庄兵败被俘，开始了战犯改造的生活。 而郭汝瑰则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在西南地区成功率领部队起义。 三十多年过去，两人在病房里重逢。 时过境迁，当年的对手，如今都已是垂暮老人。 杜聿明经过改造，特赦后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。 郭汝瑰也公开了身份，为新中国工作。 当杜聿明问出那个问题，郭汝瑰虽然没有明确回答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但沉默和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。 杜聿明那句“我告过你，可是他不信”，听起来是感慨，是无奈，也像是对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的一声叹息。 这个故事不只是两个人的恩怨。 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当时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深刻问题。 下面的人互相猜忌，上面的人则闭目塞听，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。 忠诚被怀疑，而真正的潜伏者却因为行为“端正”而备受信任。 这种系统性的失灵，加速了一个政权的溃败。 杜聿明和郭汝瑰在病床前短短的几句对话，背后是情报战线的惊心动魄，是个人命运的起伏转折，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。 主要信源：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——杜聿明揭发郭汝瑰未果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