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在左臂上纹了老板名字，还专门涂上蓝墨水的男人，反手一刀，就把老板捅了个对穿。 当时，他老板杨森正打得顺风顺水，眼看就要统一全川。前线的捷报雪片一样飞来，杨森端着酒杯，已经提前庆祝了。 也就在这时，那个左臂刻着“森”字的王缵绪，收到了一封来自对家刘湘的密信。他扫了一眼，没说话，把信纸往桌上的烛火里一丢，火苗“腾”地一下窜高了。他转身，对着传令兵，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“天凉了”：“部队，全体调头。” 炮火声，换了个方向。 杨森的阵地瞬间炸开了锅。他根本没反应过来，自己最信任的刀，怎么会从背后插过来。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，整个战线，当场崩盘。 可就在不久前，王缵绪还是杨森眼里最忠心的兄弟。 这人是个秀才出身，看透了乱世里笔杆子不如枪杆子硬，就投了军。他脑子活，胆子也大，用一笔意外之财，直接从武汉买回了2400支步枪，拉起了一支三千人的队伍，在四川地界上，硬生生砸出了自己的名号。 队伍拉起来了，得找个靠山。他投奔了老同学杨森。 杨森疑心病重，看谁都像要反水。王缵绪一眼就看穿了老板的心思。他没解释，没赌咒发誓，直接叫来亲兵，拿针，蘸着蓝墨水，在自己左臂上，一针一针地刺下了一个“森”字。 他卷起袖子，把胳膊伸到杨森面前。那字，像是长在了肉里。 光他自己还不够。他扭头下令，手下两个团的官兵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胳膊上全都得有这个字。杨森看着那乌压压一片亮出来的胳膊，彻底被打动了。他拍着王缵绪的肩膀，当场给了个肥差——成都市政督办。 王缵绪上任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在市中心划了条线，要修一条商业街。手段简单粗暴：强拆。谁家铺子挡路，谁家房子碍事，限期不搬，军队直接上门。一时间，整条街鸡飞狗跳，怨声载道，有人编了对联骂他：“民房已拆尽，问将军何时才滚？” 他不管。路，照修；路边的地皮，他一边修一边倒卖。骂声里，今天成都的春熙路拔地而起，他也赚了个盆满钵满。 然而，胳膊上的字，终究比不过送到手里的权。等到刘湘策反的信一到，那片忠心，连同蓝墨水，瞬间就褪了色。 投靠了新老板刘湘，他更会来事儿了。他当了盐运使，贪了一大笔钱。刘湘知道了，派人来催他还钱。 他知道这钱交上去也是肉包子打狗。于是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，高调宣布：这笔钱，我不贪，我拿来办学校！ 这就是后来的重庆巴蜀学校。为了把新老板的嘴彻底堵死，他把学校的第一栋楼，命名为“湘园”。刘湘就算气得牙痒痒，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 你以为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小人？ 抗战爆发，他主动请缨出川，带着川军上了前线。在枣宜会战，他被日军精锐团团围住。他没跑，亲自端着枪上前线督战，受了伤，拿纱布随便一缠，接着打。他带着部队在大洪山里跟鬼子绕圈子，阵地丢了再抢回来，硬生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。这一战，叫“大洪山老王推磨”。 解放战争后期，他一看风向不对，又果断起义，促成了成都和平解放。 按理说，他这辈子该落定了。新政府给了他官职，让他安度晚年。可他坐不住了，总觉得自己以前是上将总司令，现在这职位太小，心里那股劲儿，憋不住了。 1957年，72岁的王缵绪，做了人生最后一个决定。他化名“张正言”，借口去重庆看牙，一个人偷偷溜到深圳，想从罗湖桥跑到香港去。 深夜，边境线上，几道手电筒的光束把他死死钉在原地。 他精明了一辈子，赌赢了军阀，赌赢了商战，甚至赌赢了国难，最后却在一个安稳的黄昏，一把输给了自己的不甘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