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6年，邓稼先弥留之际问妻子：“30年后，还有人记得我吗？”这句话像根针，轻轻刺在每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心里。 一个让国家挺直腰杆的人，在生命最后时刻，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名字会不会被忘记。 1950年普渡大学博士毕业的邓稼先，把博士证书揣进怀里就登上了回国的船。 那时美国的实验室条件多好啊，但他知道新中国正等着人去造“争气弹”。 钱三强找到他时，只说了句“国家要放个大炮仗”，他二话没说就接下了这个“连家人都不能说”的任务。 罗布泊的风沙里，他带着团队在土坯房里用算盘计算核数据。 夏天帐篷里能煮鸡蛋，冬天墨水冻成冰碴子。 1964年10月16日那天，蘑菇云升起时，他蹲在地上哭了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觉得“中国人终于不用再受核威胁了”。 后来搞氢弹，他们硬是把苏联专家留下的烂摊子拼成了奇迹，比美国少用了四年多时间。 1979年那次核试验出了意外，弹体没爆炸。 邓稼先推开拦着他的年轻人，自己走进辐射区。 他说“我熟悉情况”，其实是不想让年轻人冒险。 回来后他拍着同事肩膀笑，说“没事”，可那身防护服后来检测出的辐射量，成了他身体里的定时炸弹。 1985年确诊直肠癌后，病房成了他的新办公室。 医生说必须静养，他却在病床上写《核武器发展规划》。 止痛药他总省着，说“疼的时候思路更清晰”。 直到最后瘦得只剩四十公斤，他还在问学生“新一代武器的理论模型算得怎么样了”。 现在新疆马兰基地的纪念馆里，还摆着他用过的那台手摇计算机。 玻璃柜里泛黄的演算纸，数字密密麻麻像蚂蚁搬家。 去年我带孩子去参观，讲解员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：“这是邓稼先和同事们在戈壁滩上合影，背后就是他们自己盖的土房子。”孩子问“他们为什么不拍清楚点”，我突然想起他那句“我们不需要纪念碑”。 今年教材里新加了《邓稼先传》选段，儿子课本上有他戴着眼镜写公式的插图。 那天接孩子放学，听见几个小学生在背“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”。 夕阳照在他们红领巾上，我突然觉得，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。 那些在戈壁滩上种过树的人，从来不用担心春天会不会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