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晓梅那封信摊在桌上，墨水像毒。赵海龙灌下去的酒，每一口都在读信里的字。一个男人被妻子用最私密的语言，在纸上公开处刑。他跳河前在想什么？是水冷，还是那些白纸黑字更冷。 张秘书递过来一份养狗的合同。崔国明的手指在月薪那一栏停了很久。狗的名字旁边，那个数字比他过去一年的工资都高。这不是雇佣，是把你过去几十年的人生，标上一个比畜生还便宜的价签，然后笑着问你签不签。你签了，就等于承认自己连狗都不如。 鼎庆楼的五个汤锅永远熄火了。野玫瑰的霓虹灯亮起来那天，汤伟把张晓梅推给了一个脑满肠肥的男人，手在她腰上停留的时间，比合同上的条款还长。他把一个地方从“吃饭”变成“吃人”，把记忆论斤卖掉，把人当菜端上桌。 最可怕的不是他们做了恶。是恶做完之后，那种理所当然的平静。张晓梅写信时大概觉得自己在陈述事实，张秘书拟定合同时大概觉得自己在做生意，汤伟拉皮条时大概觉得自己在整合资源。他们都没觉得自己在作恶，他们只是觉得别人太脆弱，太不识时务，太跟不上这个“进步”的节奏。 所以恨谁？恨那把感情做成生意的算计？恨那把尊严踩进泥里的优雅？还是恨那个把一切美好都明码标价的胃口？ 不如恨那个让这些算计、优雅和胃口都能畅通无阻的东西。它没名字，但无处不在。它让羞辱变得像理财建议，让侮辱变得像职场机遇，让掠夺变得像商业转型。它才是真正的主角，躲在每个令人痛恨的角色背后，冷冷地发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