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4年2月，韩练成中将的儿子韩兢在澳门出差，特意去拜访父亲的老友吕文贞。聊天

1994年2月，韩练成中将的儿子韩兢在澳门出差，特意去拜访父亲的老友吕文贞。聊天时，年过八旬的吕文贞忽然问：“你在部队有关系吗？我潜伏多年，该向组织报到了。” 1994年2月的澳门，海风还裹着料峭的寒意，韩兢站在吕文贞家楼下，抬头看三楼那扇亮着暖黄灯光的窗——父亲韩练成生前总说，吕伯伯的窗台永远摆着一盆兰草，那是他们在重庆时约定的“平安”暗号。 他按响门铃，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八旬的吕文贞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领口别着枚小小的铜制梅花扣，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样式。 “小兢来啦，”老人侧身让他进屋，手里的藤杖在水磨石地面上敲出笃笃的响，“快坐，刚泡的龙井，你爸以前就爱这口。” 客厅墙上挂着幅褪色的合影，韩练成和吕文贞站在黄埔军校的银杏树下，两人都穿着军装，笑容比阳光还亮。韩兢指尖划过相框边缘的裂纹，想起父亲临终前断断续续说的：“文贞兄……是个守信的人。” 聊着聊着，吕文贞忽然不说话了，目光落在韩兢带来的公文包上——那上面印着总参某部的徽记。老人端茶杯的手顿了顿，茶沫在水面转了个圈，沉了下去。 “小兢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比刚才低了八度，像怕惊扰了什么，“你现在……在部队有关系吗？” 韩兢心里咯噔一下，看着老人浑浊却突然发亮的眼睛，那里面有期待，有紧张，还有一丝藏了太久的惶恐——潜伏者的心事，是不是都像压在箱底的旧信，越久越不敢拆？ 没等他回答，吕文贞往前倾了倾身，藤杖“咚”地杵在地上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：“我潜伏多年，代号‘渔夫’，1947年奉命留在澳门，等一个接头信号，可这一等……就等到了头发白。” 八旬老人的声音带着颤，却字字清晰：“现在，我该向组织报到了。” 韩兢握着茶杯的手猛地收紧，温热的茶水溅在手背上，他却没觉得烫。他想起父亲说过，有些潜伏者就像深海里的石头，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，甚至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——他们等的，从来不是功名利禄，只是一句“组织还记得你”，不是吗？ 为什么是现在？后来韩兢才懂，不是老人等不起了，是他怕组织等不起——八旬的身体像盏快耗尽油的灯，他得在熄灭前，把藏了一辈子的“情报”交出去，那情报不是密码或地图，是一个潜伏者对信仰的交代。 “吕伯伯，”韩兢扶住老人颤抖的肩膀，声音也有些哽咽，“我就是部队的人，我带你回家。” 吕文贞的眼泪“唰”地落下来，砸在搪瓷缸的盖子上，叮当作响。他从怀里掏出个用油纸层层裹着的小本子，里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和人名，纸页边缘已经脆得像枯叶。 那天离开时，韩兢回头望，老人还站在门口，手里举着那盆兰草，叶子在风里轻轻晃。就像1947年重庆码头，他对韩练成说“等我消息”时一样——只是这次，那声迟到了四十七年的“报到”，终于有了回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