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，傅作义到功德林看望陈长捷，陈长捷激动大喊：“你在北平谈判，让我坚守天津，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，我成了战犯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！” 1957年的功德林，铁门一关，外面是新中国的喧闹，里面是旧账。 傅作义踏进监区，对面坐着的陈长捷，头发花白，眼神还倔。 一抬头就火气上来：“你在北平谈判，让我坚守天津，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，我成了战犯，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！”这一嗓子，把几十年的交情和一座城的下场，全吼出来。 这对老同学，故事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起头。 两个人一起挨骂跑圈，睡同一排大通铺，对着昏黄的灯写作业。 后来路子分开。傅作义打出几仗名堂，当上大员。陈长捷跟着阎锡山搞抗日，本想立功封赏，阎锡山疑心重，一纸命令把他的军权拿掉，说是“另有安排”，实际就是不信任，前途一下断了一大截。 人到山穷水尽，总会想起能托底的人。 陈长捷跑到绥远，找到已经成了“傅司令”的老同学。 在别人眼里，他是被上峰猜忌的旧将，在傅作义眼里，多了一层“同学”的情分。 傅作义看他会用兵，办事利索，就把他推到前线要紧岗位上，两个人在地图前摊开战局，从上下级变成掏心窝子的兄弟。 解放战争打响，天津的分量立刻不一样。 天津卡在华北要害位置，傅作义把这座城交给陈长捷守，是信任，也是把自己的一大块家底压上去。 城里修工事、挖战壕，调兵屯粮，大家心里清楚，这一仗躲不过。 偏巧这个节骨眼上，南京电报到了，蒋介石缺人，把主意打到这位老部下身上，要他南下护卫。 不少人觉得，这电报像一张“船票”，可以离开这座要打烂的城。 陈长捷回得很干脆，把电报一推，拒绝。他认的是傅作义交代的“守住天津”，觉得人在傅部帐下，就得先把这座城扛住。有人劝他换个活法，说解放军势头已成，真熬到城破再放下枪，迟早被扣上顽抗到底的帽子。 若能带部队起义，就是“有功”，待遇和前途都不一样。 劝归劝，他不接茬。 话说得很直：武器是军人的第二条命，放下枪是军人的耻辱，怎么能说丢就丢。 他认死理，也认“军人”这三个字。 傅作义的桌上，作战地图旁边已经压着谈判稿。他跟解放军代表接触，琢磨北平和平解放的路数。天津这块还得握在手里当筹码，他一面在谈判桌前斟酌字句，一面往天津发电报，让老部下坚守，把阵地顶住。 站在天津城头的陈长捷，对这些并不清楚，只知道自己手里有兵，背后有傅作义，只要里外配合，天津有希望守住。 他对部队有信心，对援军也有期待。 解放军总攻那天，炮火压上来，工事一段段被砸出缺口，战线越缩越短，盼着的外线部队始终没有出现。算盘打得再精，缺了一只手也难撑。 天津这座要害之城，只撑了二十九个小时，就安静下来。 城守不住，人也没投降。 陈长捷咬着“军人不丢枪”的那股劲，在新政权的账本上成了“拒不投降的战犯”。 天津解放之后，北平局势很快明朗，和平解放方案往前推得更快。傅作义成了“有功”的起义将领，又出现在新中国的水利部，忙着修水库治河流。有熟人半开玩笑问他，从总司令到一个部里的部长，落差是不是太大，心里会不会不平衡。 他说这些安排没有怨言，只是有一个人，对不起，就是陈长捷。 另一边，陈长捷被押进功德林。 他很快就听说傅作义因北平和平解放有功，不用改造，还能在新政府里任职，心里那口气一下子被点着。 嘴上骂他不仁不义，骂他拿兄弟当筹码，骂不过瘾，就绝食，用这种方式表示不服。身边的人劝，说时代已经翻篇，人活着，总得往后看几步。 他最后还是放下这股死劲，重新拿起碗筷，在高墙之内开始日复一日的改造生活。 时间拖到1957年，这场重逢就这样来了。 傅作义走进功德林，看上去像是来看望老部下，又像来还一笔旧账。 面对面坐下，空气里是尴尬，也是火星。 陈长捷猛地抛出那句“这辈子不会原谅你”，多年积在心里的话一股脑砸过去。傅作义一时间接不上，只能低着头听。 管教见气氛紧绷，只好出来打圆场，让两个人换个话题，聊聊从前的部队。 外头的人听说这件事，常拿“起义将领”和“战犯”这两个标签来对比，一个进了部委大楼，一个蹲在高墙之内。知道内情的人心里明白，这里有局势，也有性格，有布局算计，也有一根筋的坚守。 国家开始实行特赦制度，划出第一批特赦名单时，傅作义报上了陈长捷。手续走完，陈长捷从功德林走出，帽子轻了不少。 傅作义又帮着张罗，在上海给他落了户，让这位曾经的天津守将变成大城市里的普通居民。 从保定课堂上的学员，到绥远大帐里的搭档，再到天津城头那纸“死守”的命令，直到功德林铁门里的那声怒吼，两条人生被拧在一起，也被时代的大浪推开。 一个顺着潮水转了身，一个死守着“军人不能丢枪”的规矩，带着各自的选择往后半生走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