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，站在蒋介石旁边的张学良的穿着让我有点惊讶，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，那个年代长袍马褂和军装比较正常，而他穿的夹克却和现代人的夹克流行元素有很多相似之处，那个拉链，还有立领，袖子都有现代夹克的元素，那个年代的张学良很时髦，已经走在时代的前沿了。 照片里的人站在人群边上，身板挺得直直的，那件夹克像故意与周围不搭。 拉链在胸前一条亮线，立领、袖口都利落干净，搁在中山装和军服里，很难不多看两眼。要是不说时间，很容易把他当成哪个跑错了年代的年轻人。 等这张照片被一遍遍翻出来的时候，奉天的大帅府早就没了。 张家的香案从沈阳搬到天津法租界，楼上供着张作霖的照片。大人给孩子讲往事，说起东北的家底，再顺带一句“你们还有个大伯”，提到这个名字，神情里总有几分黯淡。 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前后，掌家的是张作霖的五夫人寿懿，二十来岁，出身黑龙江将军人家。 她觉得沈阳的气味不对，跑去北平和张学良碰头。 变故来的那晚，人坐在前门中和戏院里看为辽西水灾赈灾的戏，台上锣鼓紧，台下有外国公使，也有何世礼父子。 第二天，日军进了张府，箱柜被抬走，院里院外全换了样。 张家的孩子被用人化妆成学生、学徒，连夜坐火车往天津跑，又被领着辗转到北平投奔寿懿。 她后来常叹一句：“等你大伯把戏看完，家已经没了。”从那以后，张家换成天津一幢三层小楼，光景大不如前。 照片里的那个人，很快被送上了另一条路。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，他和赵一荻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，从重庆被秘密押往台湾。 第一站是新竹井上温泉，名字好听，住的却是日本木板房，冬天冷、夏天漏雨。周围是山地少数民族聚落，他俩不能随意走动，与外界连着的只有一条烂路。 一九四九年二月，半夜三点，人被匆匆押到高雄寿山要塞。 那段时间外面有人喊要“释放张杨”，看守嘴上装糊涂。 在高雄待了一阵，又以安全为由把他送回井上温泉。在山里的十年，买东西难，他开块地种菜，在屋旁养鸡鸭；赵一荻学着踩缝纫机，做棉衣棉被。没有电灯，视力、听力一天天往下掉，只能靠逗猫、看山打发日子，外面几乎没人知道他还在不在。 一九五六年，西安事变过去二十年，蒋介石想起这个老部下，让人带话，要他写“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”。 他早说过这件事不想再提，身在囚笼只好写成一封信交上去。 那封信被改名叫《西安事变反省录》，还要亲笔誊抄，又被传到外面，当成“忏悔录”。 日记里露出来的几句，能看出那段时间心里像塌了个坑。 六十年代，他被转到台北近郊北投安全局招待所。 六零年六月，在宋美龄安排下，他和董显光去士林礼拜堂。礼拜结束，宋美龄走到最后一排，突然停步，向他伸出手。 屋里的人这才发现，消失多年的张学良就坐在角落。这一握手，算是替他在岛内露了一次面。 接下来，看守松了一点，他在宋美龄和蒋经国安排下，用自己的钱在北投复兴路盖了两层小楼。 门口的警戒没撤，家属来访前，便衣要先进门看一圈，聊天时坐在旁边听。 一九六一年九月那次和家人正式见面，从一九三六年算起，隔了二十五年。 七十年代以后，对他的限制越来越松，身边出现的不只是老部下，还有画家、将军。 每到过年，他最兴奋，平时不许开的牌局那天可以摆开。 视力听力都不好，摸牌却准，晚辈红包里的钱常常又被他赢回去，说一句“耍钱你们差远了”。 感情这一头，线拉得更长。 西安事变后，于凤至陪着他在内地辗转几年，在贵州病倒，只能在一九四零年一个人去美国治病，带着三个孩子在那边生活。 赵一荻把与他唯一的儿子托给美国友人代养，自己留在身边，陪着在山里、在招待所熬这些年。 儿子长在美国，再见面时已经成家，说话带着异乡的节奏。 一九七九年，张家的侄女张闾蘅回到大陆，替祖父张作霖上坟，又去找万毅、吕正操这两个当年的学生。 多年未见的老人拉着她的手不肯松，想借这一握把对旧日师生的感情传到太平洋那一边。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，他离开台湾飞往美国。 五月底，在纽约，白发苍苍的吕正操和他见面，说两人隔了五十多年。 一九九四年，他和赵一荻在夏威夷定居。 那里的阳光很亮，海风很软，他的眼睛却只能看见模糊影子，一只耳朵全聋，另一只半聋，只能靠赵一荻在旁边低声重复。 两个人推着轮椅，在海边慢慢挪步。 想起当年在南京机场前穿着夹克、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再看这个老年人的背影，常有人感叹：光鲜的是照片，刻在身上的，是被时代一点点收紧的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