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来：“希望这是我参加的你的最后一次婚礼。” 郭沫若听了，老脸一红，连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 这是1939年初末夏初，时年47岁的郭沫若和时年23岁的于立群结婚时，周恩来在祝酒前对郭沫若说的话。 1939年重庆一场婚宴上，酒刚端上来，周恩来举杯，看着身边这个风光的大诗人，慢吞吞说：希望这是我参加的你的最后一次婚礼。 桌上哄笑，郭沫若老脸一红，连着点头，这一句在场的人当场就笑过去了。 往前翻几十年，那对姐妹花还在北平胡同里穿行。 她们姓于，祖父于式枚，同治年间榜眼，当过广东学台、驻德大使、吏部侍郎；外祖父岑春煊，出身云贵总督岑毓英家中，后来做到四川总督。 家底却被父辈折腾光，只能典当字画，连学费都难保。 十几岁的长女于立忱，把字帖和纸卷往肩上一甩，到和平门外国立师范对面摆摊写春联。 字好，人也利落，春节前写上几天，就能撑起自己和三个妹妹一年的学费。 1930年，她考进国立师范大学，搬进宿舍；同一年，十四岁的三妹于立群跟着母亲、弟弟南下，寄居上海外祖父家。 一北一南，一支笔往报馆里钻，一双脚往舞台上走，姐妹从此隔着千里对望。 北平这边，于立忱读书演戏两头跑，演过熊佛西导演的《哑妻》，成绩压在前列。《大公报》看准她，还没毕业就把人请去当记者。 1934年，她患上肺病，咳到人发虚。 《大公报》社长张季鸾替她张罗，给津贴，又安排她去日本担任东京特派记者兼治病。 到了东京，她住处离郭沫若不远，很快成了常客。 在她心里，那本是课本上的名字，是诗集封面那行字。 见面以后，发现这个人会照顾后辈，对这个身在异乡的小记者格外亲切。她知道他早在日本娶了佐藤富子，改名安娜，生了五个孩子。按他的说法，这桩婚姻只剩责任，人早想抽身。他对她说，会离婚，会和她成家，以后两个人一起过日子。 病中清冷，话说得又软，感情很快越线。 1936年冬，她发现自己怀孕，把消息告诉他，催他别拖。得到的先是一阵搪塞，话题来回打圈，到头来落在一句去把孩子拿掉。那些暖话当场变成冷刀。 1937年初，她回到上海，独自去医院做人工流产。 肺病和手术一起折磨着她，心里那口气更重。五月，这个二十五岁的女子在绳索上了结生命，没有遗言，只留下一屋子的空。 她停在这一年，郭沫若回国。 他抛下安娜和五个孩子，从日本不辞而别回到战火中的中国，投入抗战。 1937年底，一次文艺演出后台，他看到一个年轻女演员，眉眼和记忆里的那个人有几分像，却更明朗利落。 她叫于立群，是三十年代上海滩有名气的电影明星，也是于立忱的三妹。 一个是名声在外的大诗人，一个是当红影星，排练、巡演、聚会，一来一回，人就靠近了。他给机会，帮挡事，照顾得很细；她把这种可靠当成依靠。 不到一年，两人同居，外头也不再遮掩。 1939年元旦之后，在重庆办婚礼，新郎四十七岁，新娘二十三岁，周恩来那一句愿这是最后一次婚礼，就落在这个场合。 婚后，于立群收起戏服，从台前退到屋里。 她和郭沫若养育四子二女，带孩子、管家务，又当秘书，替他誊稿、整理资料、处理文件、联络应酬。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，他的诗集、散文、戏剧、史论一部接一部出版，二十年里将近四十部著作，她在灯下写字的身影，一直扎在其中。 她也没把自己完全藏在别人名字后面，空下来继续做书籍编辑，重新拿起毛笔写字画画。 她的篆隶和国画陆续被博物馆、收藏家收入，成了文化圈里有署名的书画家。 1978年六月，郭沫若在北京去世，八十六岁。 悼念的声浪之中，也夹着对他一生情史和家务的议论。 于立群为纪念丈夫，把精力压到诗文选编和文集出版上，走访许多老朋友、老同事，一点点听出另一幅面孔。 零散的回忆凑在一起，她逐渐知道，当年在东京，郭沫若和长姐有过三年感情，长姐怀孕、堕胎、自缢，都绕不开他。她又想起青年时的一幕，刚认识郭沫若那会儿，特意把长姐写给偶像的诗交到他手里，还带话说姐姐多么敬仰，他眼神一亮，笑得真切，却一个字没提旧事。 这一下，石头落地。 血脉相连的姐姐，在异国房梁上结束生命；相守四十年的丈夫，很可能站在那根绳子的另一头。半辈子里，她用心经营的婚姻，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建在姐姐的伤口上。 她把仇人当恩人，把他送上高位，还在他死后为他的名字四处奔波，这样的滋味，很难咽下去。 1979年二月二十五日，立春刚过，什刹海的风还冷。 西岸那座四合院里，六十三岁的于立群关上房门，从箱子里翻出一条旧床单，搬来桌子，一头系在房梁上，一头打成圈。动作不紧不慢，像在算清最后一本账。 她理一理衣襟，把头伸进去，脚尖离开桌沿，房间安静下来。 后来，人们再提起这一代人，会想到两个姓于的女子，一个在东京，一个在什刹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