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1月，于天放被日本人秘密押往北安，下火车后即被蒙上双眼拉上汽车，监狱其实很近，但日本人故意拐弯抹角开了20分钟才到，又在走廊绕了好几圈才把他送进2号监房。 日本人这番刻意的折腾，核心目的不是隐藏监狱位置，而是想从精神层面彻底击垮于天放。 他们太清楚这个男人的分量，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，于天放带领队伍在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，多次重创日伪军的“讨伐”行动，甚至端掉过敌人的军火仓库，这样的人物一旦屈服，对整个东北的抗日力量都将是毁灭性打击。 1944年秋季，于天放的队伍在转移途中遭遇叛徒出卖，他在激战中因弹尽援绝不幸被捕，消息传到伪满当局，他们立刻下令将其秘密押往北安，全程不敢走漏半点风声。 敌人的算盘打得极为精明，他们没有选择快速处决于天放，而是计划通过酷刑与利诱的双重手段，逼他写下投降书，进而利用他的身份招降更多抗联战士，瓦解东北的抗日根基。 被关进2号监房的于天放，很快就注意到了同监的抗联战友赵忠良。两人没有多余的交流，一个眼神便确认了彼此的身份与决心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日本人的审讯从未间断，美酒佳肴与高官厚禄的诱惑被于天放断然拒绝，老虎凳、辣椒水等酷刑也没能让他吐出一句软话。 可两人都清楚，长期的关押只会让敌人的手段越发残忍，坐以待毙绝不是抗联战士的选择。他们开始暗中观察监狱的布防，看守的换班规律、铁门的数量与锁型、监房外的逃生路线，都被他们默默记在心里。 硬闯显然不可能，敌人的看守荷枪实弹，监房的铁栅栏坚固无比，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智取的机会。 赵忠良的身体本就因酷刑落下病根，两人经过短暂的商议，决定由赵忠良装病来争取一线生机。装病的风险极大，一旦被日本人识破，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更严酷的折磨。 赵忠良开始每天蜷缩在床板上，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连起身吃饭的力气都仿佛消失殆尽。看守最初对此不屑一顾，只当是抗联战士的小把戏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赵忠良的“病情”越来越重，甚至出现了昏迷的症状。 日本人这才慌了神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开口招降的于天放，也不想让赵忠良不明不白死在监房里，于是不得不放松了对两人的看管，甚至会偶尔派看守进来查看赵忠良的情况。这个看似微小的变化，成了两人越狱计划的关键突破口。 有人可能会疑惑，仅仅依靠装病带来的便利，两人真的有机会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吗？他们手里没有任何武器，周围全是敌人的耳目，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让计划功亏一篑。 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，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也必须奋力一搏。他们利用看守查看赵忠良的间隙，悄悄确认了守卫石丸兼政的巡逻规律，摸清了每一道铁门的钥匙存放位置，甚至连监房窗户与墙外避雷针的距离都测量得一清二楚。 1945年7月11日凌晨，夜色如墨，整个监狱都陷入了沉睡，只有石丸兼政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偶尔响起。两人等待的最佳时机终于到来，当石丸兼政走到监房门口，准备查看赵忠良“病情”时，于天放突然从床板后冲出，凭借着常年游击战争练就的敏捷身手，瞬间将石丸兼政击昏在地。 两人不敢有丝毫停留，迅速从石丸兼政身上搜出钥匙，按照之前记好的顺序，逐一打开了多道铁门。走廊里的灯光昏暗，每一次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，都像重锤一样敲在两人的心上。成功穿过走廊后，他们没有选择大门，而是直奔事先看好的窗户，借助窗外的避雷针，快速滑下了监狱的围墙。 越狱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北安，日本人彻底慌了神，立刻出动大批兵力展开搜捕，还在大街小巷张贴了高额悬赏令，扬言要将两人碎尸万段。 可于天放与赵忠良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，他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，一路向抗联队伍的核心活动区域奔去。 当时的东北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，敌人的殖民统治已经摇摇欲坠，于天放与赵忠良的成功越狱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胜利，更是对日本侵略者嚣张气焰的沉重打击。 消息传开后，东北各地的抗日力量备受鼓舞，更多的爱国群众开始加入到反抗侵略的队伍中。 于天放没有因为越狱成功就选择隐蔽起来，他很快重新联系上了抗联队伍，继续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，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 他的一生，始终坚守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仰，狱中所承受的苦难没有磨掉他的意志，敌人的威逼利诱没有动摇他的初心。于 天放与赵忠良的越狱经历，不仅展现了抗联战士的智慧与勇气，更成为了东北抗联精神的生动缩影。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的英雄儿女，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长城，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