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平型关，八路军大捷的同一天，一支1500人的晋绥军部队在几公里外全团覆没，至今埋骨荒山，无人知晓。 他们用生命守住了阵地，却成了被历史遗忘的孤军。 “团长！71师的人撤了！”传令兵跌跌撞撞跑来报告时，程继贤团长正举着望远镜观察日军动向。 听到这话的他心头一沉，接过电报的手微微颤抖，侧翼友军竟连夜南撤，而且都没通知一声，反手给咱们买了啊这是。 此时，434团已孤军深入鹞子涧四天四夜。 其实434团原本不必如此拼命的。 就在一个月前，61军军长李服膺在天镇血战十日，终因阎锡山一纸“相机撤退”的电令后撤，却被冠以“擅自撤退”的罪名枪决。 当时就在临刑前，李服膺掏出那份电报想自证清白，阎锡山只冷冷回道：“你的家人孩子，有我接济。” 消息传到434团，全团炸锅。 而团长程继贤把军帽狠狠摔在桌上：“这口气，必须用命去争回来！” 这个27岁的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生，带着一支背负“逃兵部队”骂名的队伍，心里憋着一团火。 大同会战时节节避战，更让官兵们抬不起头。 如今军长含冤而死，再怯战，那如何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？ 9月25日凌晨，434团终于等来战机，奉命抢占鹞子涧，切断日军联系。 这个鹞子涧地处平型关西路咽喉，控扼着通往山西腹地的要道。 当时程继贤站在山头，能看到八路军115师在乔沟设伏的动静。 而这两支队伍本该像钳子一样夹击日军。 “后生们，今天就是洗刷耻辱的时候！”程继贤用山西话动员道。 这1500名官兵大多来自本地，他们扛着“晋造七九式”步枪，每人才30发子弹，全团仅有三挺重机枪。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战斗出奇顺利。 434团先解救了被围的71师一部，又连克鹞子涧、六郎城等高地，将日军分割包围。 而且程继贤甚至派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，约定协同作战。 然而战局在9月28日急转直下。 “团长，鬼子从团城口压过来了！”侦察兵浑身是血跑来报告。 由于友军擅自南撤，日军趁机突破团城口阵地，对434团形成反包围。 程继贤立即下令：“二营守北面，三营守东面，就是把骨头敲碎，也得钉死在这山头上！” 接下来的四天四夜，成了434团的最后绝唱。 之后小鬼子眼见久攻不下直接调来飞机轰炸，山梁上的石头被炸开又合拢。 士兵们刚挖好的战壕瞬间塌成土坑，有人被活埋时还攥着没扔出去的手榴弹。 还有坦克沿山脚推进，没有反坦克武器的战士们只能绑着炸药包往履带下钻。 二营长傅占魁腿被炸断，趴在地上用手枪还击。 三营长梁世荣带人与日军白刃战，伤痕累累继续拼杀。 新兵王小虎年仅16岁，抱着炸药包冲进敌群，一声巨响后再没回来。 在9月28日黄昏，程继贤清点人数，全团只剩三百余人，而此时的他们已经弹尽粮绝。 “弟兄们，我程继贤对不住大家。”团长声音沙哑，“但今日之事，唯有以死报国！” 他撕毁机密文件，烧掉团旗，带领残部发起最后一次冲锋。 《陆军六十一军八年抗战史实》记载了最后场景：我434团团长程继贤率部在鹞子涧附近奋勇突入敌阵与数倍之敌相搏斗，反复冲杀，毙敌无算，弃尸盈野。 山河草木皆为变色，终以势孤力尽，身披重伤，引吭高呼后，以最后一弹自戕殉国。 而全团仅百余人因在六郎城监视敌军未陷包围，侥幸生还。 就这样原本1500人的队伍，在四天四夜后，几乎全部战死。 然而平型关大捷的光辉，彻底掩盖了鹞子涧的牺牲。 阵亡将士被草草掩埋，连块木牌都没留下。 而434团的事迹，只在灵丘县地方志里留下寥寥数笔。 直到七十多年后，一位叫周锡奎的老人找到志愿者。 他是434团最后的幸存者，最大的心愿就是给战友们立块碑。 “团长和1500多个战友还埋在鹞子涧的山沟里，没有墓碑，没有名字，没有人记得。” 2014年，志愿者在鹞子涧山冈上立起“抗日英烈永垂不朽”纪念碑。 然而这不是政府行为，完全是民间自发。 志愿者还找到了程继贤的女儿程慧云。 当时她父亲牺牲时她尚在襁褓，手里唯一的念想是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。 最令人动容的是，当志愿者拿出当年被434团围困的日军大队长照片时，周锡奎老人平静地说：“我想现在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” 如今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游人如织，而几公里外的鹞子涧依旧荒凉。 但每年清明，总有人悄悄来到那座民间自立的纪念碑前，放上一束野花。 历史或许遗忘了他们，但山河记得，在1937年秋天，曾有一支1500人的队伍，用生命守住了民族尊严。 他们是好样的咱们不会忘了他们，致敬！ 主要信源：（《陆军六十一军八年抗战史实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