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年，四川一位老者到一位农妇家讨水喝，却看到其家中挂着一块雕有双龙、用来辟邪的铜镜，老者拿下铜镜一看，突然脸色大变！ 这场相遇始于一场尴尬的误会，面对这位满身尘土却气度斯文的不速之客，独自守家的农妇起初是警惕惊慌的，直到老专家连连道歉并表明自己只是过路讨口水喝，农妇看他年纪大了又衣着得体，才卸下防备，把他当成是镇上下来考察的干部，忙不迭地让他坐下。 四川乡下人的骨子里透着温良，农妇又是端椅子又是去后院打水，很快就端来了一只大瓷碗，里面的井水清澈甘甜，老专家大口吞咽着甘霖，随着体力的恢复，职业习惯让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开始打量起这座农家小院。 这户人家的光景显然有些寒酸，屋内陈设简单到了极点，除了两副看着颇有年头的旧桌椅，几乎可谓是家徒四壁，据农妇闲谈中说，丈夫和孩子都去成都城里务工了，这满院子的孤寂平时就靠她一人打发。 然而，就在专家视线扫过斑驳的墙壁时，一抹沉着幽暗的金属光泽像磁石一般吸住了他的目光，出于职业敏感，老专家立刻起身凑近观察，虽然那东西因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而略显陈旧，但掩盖不住其厚重的铜质底蕴。 趁着农妇又去添水的功夫，他仔细端详起那块所谓的“辟邪镜”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之下，老人浑身的疲惫仿佛瞬间被抽离，取而代之的是心跳加速的亢奋，待农妇回来，他便试探性地请求能否取下来上手看看，农妇虽觉诧异，但想着一个喝水的老头也没啥坏心眼。 便踩着梯子将镜子取下递了过去，沉甸甸的铜镜入手，一段尘封的血火历史瞬间在指尖复活，这块铜镜直径约莫12厘米，边厚达到了0.8厘米，这种厚重感绝非普通民用铜镜可比，最令人称奇的是镜背的纹饰。 两条高浮雕的龙纹盘旋其上，龙首硕大威严，龙身纤细矫健，龙须在云气中飘飞，两龙首尾相逐，也就是民间俗称的“双龙戏珠”或“双龙对舞”这种布局极度规整，线条流畅得如同那两龙正欲破镜而出，腾空入海。 但这还不是最震撼的，真正让老专家脸色大变、继而眼中放出光芒的，是由于浮雕工艺而在镜钮中心形成的三个楷书铭文区域，那是三行排列整齐的字：“大顺三年”、“孟夏”、“月造”“大顺”这个年号，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极特殊的坐标。 历史上只有两位统治者使用过此年号：一位是晚唐那个风雨飘摇中的唐昭宗李晔，另一位则是明末清初在四川建立“大西政权”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，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时间长度，唐昭宗的大顺年号如同昙花一现，仅仅维持了两年便改元。 而只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，将大顺年号延续到了第三年，由此铁证，这块铜镜的身份瞬间清晰：它诞生于公元1646年，铭文中的“孟夏月”指的是农历四月或入夏之初，这几个字背后，隐藏着惊心动魄的历史倒计时。 张献忠于1644年正月入川，同年八月攻陷成都称帝，建立大西国，然而就在这块铜镜铸造出来的短短几个月后，也就是1646年的11月27日，张献忠便在西充凤凰坡被清军的冷箭射杀，这不仅仅是一块镜子，这是大西政权崩溃前的绝唱。 要知道，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存在时间极短，且后期四川战火连绵，全川几乎化为焦土，在那种动荡的岁月里，能留下来的文字实物少之又少，即便有“大顺通宝”铜钱存世，但像这种做工精细、品相完好且带有明确纪年的生活类工艺品，简直是凤毛麟角。 专家推测，这应当是大西政权工部下属的能工巧匠，在政权尚存的最后时光里精心铸造的精品，当老专家激动地向农妇询问这宝物的来历时，答案却充满了乡野的偶然性，据农妇回忆，这并非什么祖传十八代的传家宝，而是早些年在村头的河边挖土劳作时意外捡到的。 因为看不懂上面的字，又觉得上面刻着龙，便把它捡回家挂在墙上，图个镇宅辟邪的心理安慰，确定了文物的价值，老专家按捺不住内心的急切，当场向农妇表明了身份，并希望能将这块铜镜带回博物馆保管。 原本还算融洽的气氛瞬间凝固了，农妇一听这过路老头要拿走自家的“镇宅宝”刚才的热情瞬间消退，甚至有些恼怒地一把夺回铜镜，任凭专家怎么解释这是“国家宝藏”、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证物，她也只是紧闭着嘴，满脸的不信任。 眼看局面僵持，甚至可能前功尽弃，老专家意识到自己太过操之过急，他并没有选择强行纠缠，而是立刻转变策略，拖着疲惫的身躯跑去找来了村里的村长。 有了村长从中斡旋，加上专家耐心地普及文物保护法，并将那段“张献忠在四川”的历史娓娓道来，告诉农妇这镜子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，而是属于整个四川历史的见证。 信息来源：光明日报-03/29/nw.D110000gmrb_20140329_4-09.htm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