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年代那会儿，我们村有个叫李大柱的，在公社农机站开拖拉机。他姐得病走了，留下四

七十年代那会儿，我们村有个叫李大柱的，在公社农机站开拖拉机。他姐得病走了，留下四个孩子，最大的才九岁，最小的还不会走路。 七十年代的风，总带着土腥味，刮过我们村光秃秃的田埂。 李大柱那会儿在公社农机站开拖拉机，车斗里总装着刚收的麦子，或者给供销社送的化肥，铁家伙跑起来“突突突”响，三里地外都能听见。 那年开春，他姐得了急病，没等送到县医院就走了，留下四个娃——最大的九岁，叫小花，已经会背着弟弟妹妹捡柴火；最小的才六个月，还裹在襁褓里，饿了就扯着嗓子哭，小脸皱成一团。 李大柱从农机站赶回来时，灵堂就设在堂屋，白幡被风吹得哗啦啦响，小花抱着最小的妹妹，蹲在门槛边，手里攥着半块干硬的玉米面饼子，见他来，眼泪“吧嗒”掉在饼子上。 头一个月最难熬。 他把拖拉机停在院子里，车斗里铺了稻草，晚上就跟四个孩子挤在农机站的宿舍——铁架床吱呀响，小花带着二弟睡上铺，他搂着三弟和最小的妹妹睡下铺，夜里妹妹一哭，他就得摸黑起来冲米粉，奶粉金贵，掺着米汤煮，勺子刮得铝锅“沙沙”响。 有回公社派他去邻村拉砖，来回得两天，他不放心，把小花叫到跟前，从口袋里摸出五毛钱和一把钥匙：“去供销社打半斤煤油，晚上点灯别害怕，门插好，我明晚准回来。” 小花接过钱，小手攥得紧紧的，没说话，只是把弟弟妹妹往身后藏了藏。 村里人都说他傻——“一个光棍汉，拖着四个拖油瓶，以后咋说媳妇？” 队长也找他谈过，说县福利院能收两个，他蹲在拖拉机旁，拿抹布擦着油污，半天憋出一句：“我姐就这四个娃，送走了，她夜里该来找我了。” 其实他也动摇过，有次三弟发烧，小脸烧得通红，他背着孩子往公社卫生院跑，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，路上滑了一跤，孩子差点从背上掉下来，他爬起来抱着孩子接着跑，心里头跟自己较劲：李大柱，你要是现在松劲，就不是人。 小花后来偷偷告诉他，那天他走后，二弟夜里尿床，她不会缝被子，就拿柴火烤，结果把被角烧了个洞，她吓得不敢哭，抱着弟弟妹妹在灶房蹲到天亮。 “舅舅，你别送我们走，”小花低着头，抠着手指，“我能做饭，能喂猪，妹妹哭了我会哄，你别不要我们。” 李大柱没说话，只是把她拉到怀里，手在她后脑勺摸了摸——就像小时候姐姐摸他那样。 日子就这么过着，拖拉机照样“突突突”跑，只是车斗里多了个竹筐，装着小花给妹妹缝的小衣服，或者三弟捡的野鸡蛋。 他学会了给妹妹扎小辫，虽然歪歪扭扭；学会了蒸馒头，虽然有时碱大了发黄；学会了在孩子们睡着后，坐在门槛上抽烟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心里盘算着明天该给小花扯块花布做新衣服。 最小的妹妹三岁那年，有天突然指着拖拉机喊“舅舅车”，李大柱正给轮胎打气，听见这话，手里的气管子“哐当”掉在地上，他咧开嘴笑，眼泪却掉了下来——原来这铁家伙，早就成了孩子们心里的“家”。 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小花嫁给了邻村的木匠，盖房子时特意给李大柱留了间朝南的屋；二弟参了军，每年寄回来的军功章，都要先给舅舅看；三弟考上了大学，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，走那天，趴在拖拉机上哭：“舅舅，等我毕业，给你买辆新拖拉机。” 最小的妹妹最黏他，嫁人时抱着他胳膊不肯放：“舅舅，你跟我一起住，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炖粉条。” 现在李大柱老了，拖拉机早卖了废铁，院子里种着小花送来的月季，夏天开得红艳艳的。 他坐在轮椅上，看着孩子们带着孙子孙女回来，小花在厨房炒菜，香味飘满院子，最小的妹妹趴在他膝盖上，跟他说城里的新鲜事，就像当年他趴在姐姐膝盖上一样。 谁能想到呢？当年那个在农机站宿舍手忙脚乱冲米粉的糙汉子，后来成了四个孩子的天，成了一大家子的根。 其实哪有什么天生的英雄，不过是有人把眼泪咽进肚子，把责任扛在肩上，一步一步，从春走到冬，从青丝走到白头罢了。 院子里的月季开得正好，风一吹，花瓣落在轮椅上，就像那年姐姐走时，落在灵堂上的纸钱，只是这回，带着甜丝丝的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