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，这是一群从内地逃到香港的人，在排队领香港身份证。当时，只要你能到达香港，就能领取香港身份证，所以，逃港的人越来越多。1950年至于1980年，内地共有56.6万人逃港。 有人说，那年在深圳，连野狗都知道往南跑。谁也说不清是哪一天开始的。只知道，那时在宝安，在惠阳，在东莞，天一亮，河边就有人。 1980年冬天的香港入境事务处门口，几千人裹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，在寒风里跺脚取暖。他们刚从深圳河对岸游过来，头发上的咸水还没干透，裤管里的泥沙在地上蹭出褐色的痕迹。 这不是旅游团，不是探亲潮，是三十年间第五十六万六千个用脚投票的生命——从1950到1980，整整三代人，用游泳圈、轮胎、甚至避孕套吹成的浮球，丈量着宝安到元朗的直线距离。 那时候的宝安农民不知道"市场经济"，他们只知道隔壁香港的亲戚寄来的港币，一张能换十斤红薯。 1977年，深圳罗芳村的老黄在田里薅草，看见对岸新界的罗芳村灯火通明。后来他才知道，新界那个村子的人，全是从他脚下这片土地游过去的。 两个同名的村庄，中间隔着一条不足千米的深圳河，却隔开了0.7元与70元的日薪——相当于辛辛苦苦干一天，不如对岸喝杯奶茶。 更扎心的是，香港亲戚回乡探亲，孩子们追着人家的裤脚要糖吃，有个演《红色娘子军》的演员，就因为看见儿子舔空养乐多瓶的样子，一咬牙游了五个小时。 逃港的路线比教科书还丰富。东边梧桐山的铁丝网被踩出窟窿，西边深圳湾的暗流卷走无数轮胎。 有人把毛主席语录刻在救生圈上，游不动了就念两句打气；有人逃了十三次，边防战士都认得他的脸，最后一次干脆冲他喊："兄弟，这次游远点，别让我再逮着！" 1962年大饥荒，宝安的田埂上全是往北逃荒的难民，却有两万多人逆向朝南，因为听说"英女王生日大赦"。其实哪有什么大赦，不过是饿疯的人看见别人跑，就跟着跑——毕竟野狗都知道，南边有剩饭。 港英政府的"抵垒政策"像个黑色幽默：只要跑到市区就算合法，抓不住的都是香港人。于是元朗的山头冒出密密麻麻的铁皮屋，旺角的工厂凌晨三点还亮着灯。 那些被叫做"阿灿"的逃港者，白天在纺织厂踩缝纫机，晚上在天台搭棚屋，用广东话喊着"搏命"，其实不过是想让孩子喝上一口不舔瓶子的养乐多。 直到1980年"即捕即解"政策出台，边境的枪声突然密集起来——不是因为逃港的人变少，而是香港的工厂已经搬到深圳河边了。 最讽刺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。邓小平南巡时，广东干部战战兢兢汇报"逃港反革命事件"，老爷子望着窗外沉默半晌："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。"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：蛇口工业区的机器轰鸣声，盖过了深圳河的浪涛声；1980年特区条例颁布那天，罗湖桥的铁丝网开始拆除，而当年逃港的"阿灿"们，正排队申请回乡投资。 那些消失的村庄、游不完的深圳湾、刻在救生圈上的语录，最终都变成了特区的地基。三十万逃港者用脚板画出的曲线，恰好吻合了改革开放的起跑线。 当我们今天在深圳湾公园散步，或许该记住：那些曾被叫做"盲流"的人，不过是用最原始的方式，喊出了肚皮里的呐喊——而历史，终究会听懂这种呐喊。毕竟连野狗都知道，哪里有活路，哪里就有脚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