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正在开会，特务突然闯了进来，问，谁是鲁迅？鲁迅淡淡的说，我们这里没人叫鲁迅。特务说，你叫什么？鲁迅说，我叫周树人。于是特务悻悻的走了。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“关注”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，感谢您的强烈支持！ 很多人听过这么一个故事： 说是鲁迅先生在杭州西湖边的“楼外楼”吃饭，忽然闯进来几个特务，拿着照片问“谁是鲁迅”。 只见角落里一个留着短胡子的人不慌不忙站起来，说这里没有鲁迅，只有周树人。 特务被唬住了，只得悻悻离开。 这故事听着特别精彩，把鲁迅先生的机智和胆识都显出来了。 但你要是去翻翻鲁迅先生自己写的日记，就会发现，1928年他确实去过两次楼外楼，可日记里记的都是和朋友吃饭聊天，压根没提过这档子惊险事。 这故事，更像是后人根据对他的印象，编出来的一段“好戏”。 虽然故事是编的，但那种紧张感却不是假的。 在那个年代，鲁迅这个名字，确实让不少人睡不着觉。 他就像个在黑暗屋子里执意要点灯的人，自然让习惯了黑暗的眼睛觉得刺眼。 这盏“灯”，不是天生就那么亮的。 年轻时的周树人，并没想当一个舞文弄墨的作家。 他家里败落，见识了世态炎凉，最初想着学点实在的技术来救国。 他去日本学医，心想把国人身体治强壮了，国家也许就有救了。 在仙台的医学课堂上，有一次放映日俄战争的纪录片。 幕布上，一个被指为俄国间谍的中国人将要被日军砍头，而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同胞。 那些人身体并不瘦弱，但脸上的神情却像木头一样，麻木，冷漠，仿佛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杀鸡宰羊。 教室里其他人在议论战事，唯独这个中国留学生，如遭雷击，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冷了。 他后来写道，从那刻起，他明白了：精神上的病，比身体上的病更可怕、更要命。 医好一百个人的身体，也救不了一个麻木的灵魂。 于是，他默默收拾起医学书籍，决意换一条路走：用笔，去治人心。 拿起笔，他需要一个新名字。 1918年，一篇叫《狂人日记》的小说震动了文坛，署名是“鲁迅”。 这个名字，像是他给自己打造的一把匕首。 “鲁”是他母亲的姓，是根；“迅”是快速，是急切。 他心急如焚，急着要把铁屋子里的人喊醒。 从此，“鲁迅”二字就成了旧世界眼里的一根刺。 他写阿Q，那是照出国民自卑与自大的镜子； 他写祥林嫂，那是压在底层妇女身上看不见的大山； 他写孔乙己，那是旧文人可怜又可悲的末路。 他的杂文，更是像投枪，直接扎向社会的脓疮。 所以，传言里特务到处搜捕“鲁迅”，虽非事实，却道出了那种真实的危险氛围： 他的文章，确实让某些人坐立不安。 在很多人想象里，这样一位“战士”，必定是终日紧锁眉头、不苟言笑的。 其实不然。 生活中的鲁迅，有趣得很。 朋友去他家，常能看见他一边工作，一边顺手拿起桌边的柿饼、花生糖来吃。 他爱吃北京“广和居”的“三不粘”，那是一道用鸡蛋、淀粉和糖做的甜点，色泽金黄，爽滑不腻。 有回得了枚金质奖章，他转身就拿到街上换了点心。 旁人觉得可惜，他却觉得奖章是虚的，吃到嘴里的甜蜜才是实的。 这种真性情，也体现在他的待人接物上。 对于厌恶的人，他讽刺起来毫不留情；但对于青年朋友、街坊邻居，他却温和而热心。 有邻居小孩常来玩，他便耐心陪着，毫无大作家的架子。 他的才华，也不仅仅在文字上。 很多人不知道，今天北京大学的校徽，就是鲁迅先生设计的。 1917年，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他设计校徽，他构思的图案，把“北大”两个字巧妙变形，化作一个脊梁般挺立的人形。 这小小的图案里，寄托着“教育立人”的厚重期望。 他还给自己的书、朋友的书设计封面，线条简洁有力，格调很高，哪怕放到今天看也一点不过时。 所以，回到开头的故事。 那个虚构的情节，试图把“周树人”和“鲁迅”机智地分开，好像一个是真身，一个是化名。 但真正的鲁迅，是无法这样简单分割的。 “周树人”是他生命的底色，是他的趣味、才华与日常； 而“鲁迅”则是他从这底色中生发出来的、最为锐利的光芒。 他不是在用化名躲避，而是用整个鲜活的生命，包括他的幽默、他的品味、他的设计，去支撑那份沉重的批判与唤醒的使命。 他的力量，不在于传说中机警地躲过一次盘查，而在于日复一日，在漫漫长夜里，坚持点燃并高举着自己那盏思想的灯。 那灯光或许微弱，却足够照亮许多后来者脚下的路。 主要信源：（澎湃新闻——你们找的是周树人，跟我鲁迅有什么关系?笔名“鲁迅”是何意?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