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独秀晚年对苏俄的重新认识，几乎完全推翻了他从前的主张。他指出，列宁虽然讲过“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”，但终究未曾采用民主制；他更断言，如果不实行民主，斯大林这样的人将层出不穷。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“关注”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，感谢您的强烈支持！ 1940年，一封海外电报的消息，让一位蛰居陋室、年过花甲的老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 托洛茨基，那位流亡海外的革命者，在遥远的墨西哥被人用冰镐刺杀了。 消息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投入陈独秀早已波澜起伏的心湖。 他推开手边的纸笔，走到窗前，望着远处雾蒙蒙的山峦，很久没有说话。 这位曾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，此刻清晰地感到，自己内心对某个巨大信仰的最后一根支柱，轰然倒塌了。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亡，更是一种理想模式的彻底破产。 从那一刻起，陈独秀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决绝，也最为痛苦的思想转身。 他几乎全盘推翻了自己早年为之心潮澎湃、竭力效仿的主张，对苏联的道路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批判。 年轻时的陈独秀，是思想界一头勇猛的“闯将”。 1915年，他创办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旧思想的沉沉夜幕。 杂志的封面上，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几个大字熠熠生辉。 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，要打倒旧礼教，解放人的思想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和对中国未来的热切期盼。 那时的他，相信民主与科学是拯救积贫积弱中国的唯一良方。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苦苦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 陈独秀和当时许多先进分子一样，被这股崭新的浪潮深深吸引。 他看到了一个似乎能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弊端、彻底改造社会的全新蓝图。 于是，这位昔日的民主斗士，转而热情地拥抱了“无产阶级革命”的理论，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。 在他心中，苏维埃的道路代表着更高级的、更广泛的“民主”。 然而，现实的墙壁远比理想坚硬。 1927年，国共合作破裂，大革命失败，陈独秀被当作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替罪羊，失去了领导地位。 1929年，又因政治分歧被开除出党。 此后，他接触到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评，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审视苏联。 但真正促使他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，是后来十多年的冷眼观察与切身遭遇。 他蹲过国民党的大牢，出狱后生活困顿，辗转流离。 他远离了政治权力的中心，却也因此获得了冷静观察的距离。 他看到了斯大林在苏联发起的大清洗运动，无数老革命家被自己人审判、处决； 他看到了国际共运内部越来越浓重的肃杀气氛，任何不同意见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。 直到1940年，托洛茨基，这位斯大林最著名的反对派在海外被暗杀的消息传来，陈独秀心中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。 他意识到，这不是革命过程中的偶然失误，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毒瘤在发作。 在江津昏暗的油灯下，陈独秀提笔写下了《我的根本意见》等文章，思想如熔岩般喷涌而出。 他尖锐地指出，苏联自称为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，但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了“党专政”和“领袖独裁”。 列宁虽然说过“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”这样漂亮的话，但苏联从建立之初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民主。 秘密警察机构权力无边，党外不允许有其他政党存在，党内不允许有不同派别，思想、言论、出版、集会自由被统统扼杀。 陈独秀认为，这一切反民主的制度设计，并非始于斯大林，而是在列宁时代就已埋下种子。 他最具洞见的观点在于，他把斯大林的出现，看作是一种制度的必然产物，而不仅仅是个人品德的偶然。 他在文章中分析道，如果把斯大林的错误仅仅归咎于他个人心术不正，那是肤浅的唯心主义看法。 根本问题在于制度。 在一个没有民主选举、没有舆论监督、没有权力制衡的体制下，最高权力几乎不受约束，那么，无论谁坐在那个位置上，都很难不滑向独裁。 因此，他晚年得出的核心结论是： 没有民主，就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。 民主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，而是防止权力腐化、避免社会走向专制的生命线。 他重新高举“民主”的大旗，认为未来的新社会必须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之上。 这与他早年倡导的“德先生”遥相呼应，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深刻回归。 在那个年代，他的声音是孤独甚至不被理解的，但历史的发展，却为他的预警添加了沉重的注脚。 陈独秀用他晚年的沉思告诉我们，任何美好的社会理想，如果脱离了对民主、自由和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，都可能走向其反面。 这份来自历史深处的、充满痛感的智慧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。 主要信源：（澎湃新闻——信仰在争论中寻路——陈独秀的觉醒之路（之四）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