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24年冬天，废太子胤礽病重，眼看挺不过去了，叫来身边的太监，说想托句口信给雍正，他的话说得不多，也不求赦免，只说：“我这罪人能活到今天，多亏皇上的恩情，谢谢你了，老四。”这一声谢里，三十年的兄弟纠葛、朝堂风浪、父子血泪，全都咽了下去。 太监低声应下，却没有立刻退开。屋里炭火烧得很旺，窗缝仍旧透着寒气。胤礽靠在榻上，呼吸断断续续，神志却异常清醒。 康熙三十五年，胤礽被正式册立为太子，诏书宣读时，百官跪伏，宫中上下皆称“储君”。那一年，胤礽不过二十出头，身份却已高过所有兄弟。 康熙亲自安排讲官、读书班，甚至在外出巡幸时，也允许胤礽旁听机务。那不是简单的宠爱，而是一种公开的政治选择。 但是，选择一旦公开，压力便随之而来。康熙四十年代后期，皇子成年者渐多，朝中大臣开始私下站队。胤礽身边逐渐聚拢人马，有人献策，有人表忠，也有人借太子之名行事。 康熙并非不知，只是起初选择容忍。直到康熙四十七年，北巡途中在察哈尔行营，康熙突然下旨废黜太子。 没有大张旗鼓，也没有反复审问，只是一道命令，断了胤礽的路。 被押回京城后，胤礽短暂幽禁。几年后，康熙又将胤礽复立。那一次，胤礽曾以为转机尚在，却没想到复位不到四年，康熙再次下令废太子，并明确表示永不再立。 那天起，太子名号从宫中彻底消失，连旧宫门匾额都被撤下。 搬到景山附近小院后，胤礽的生活变得极其单调。内务府按例送饭，太监照规矩当差，院门外贴着告示，未经圣旨不得探视。 最初几年，胤礽仍会写折子，想解释，也想申辩，后来发现连递送的机会都没有，笔墨便渐渐搁下。 康熙六十一年驾崩，新皇即位。朝中议论纷纷，有人等着清算旧账。胤礽也在等，等一道处置的命令。结果等来的，却只是更安静的看守与更周全的医药。 雍正没有召见胤礽，也没有再提旧事，只让内务府照看起居。这种克制，让胤礽既不安，又无话可说。 有一年冬雪极大，胤礽披着旧狐裘站在门口，看着雪落在树枝上，低声说了一句，自己听得清楚，旁人却当没听见。那一刻，胤礽终于明白，争与不争，已经无关紧要。 古人说过一句话：“身在局中，方知进退皆难。”这句话，用在胤礽身上，再合适不过。 病重的那个冬天，御医每日来请脉，药方换了几次，却都只是拖延。胤礽不再提旧事，也不再问宫外消息，只在清醒时交代身后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