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8月，蒋经国的私人医生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，量完后吓了一跳，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，他立刻向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，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“荣总”急救。 蒋经国被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的那晚，车队如往常一样从士林官邸出发，绕着路线走了几圈再返回，只为继续维持“经国先生照常办公”的假象。 侍从和司机都很清楚，蒋经国已经虚弱到无法站立，每次起身都要两人搀扶。他的糖尿病恶化多年，视力模糊、脚部循环障碍、肝肾功能早已减退，医生明白这是多系统衰竭的前兆。 蒋经国坚持不公开病情，他清楚台湾局势微妙。1986年民进党已自行宣布成立，1987年7月刚刚解除戒严。此时权力稍有不稳，社会舆论可能迅速转向。 为了稳住阵脚，他甚至下令每日出车，不准任何人泄露真实病况。文件由秘书整理好，再送入病房签署。几个贴身随员轮流值班，每晚都守在他床边听他低声交代公务。 他的身边，家人渐渐稀少。蒋方良仍居住在士林旧宅，两人早年感情冷淡已非秘密。蒋孝勇是唯一常伴左右的儿子，却因陪母亲用餐，错过了最后时刻。 长子蒋孝文因病常年卧床，次子蒋孝武常驻新加坡。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始终避而不答，李登辉虽被扶为副手，但岛内外不少人猜测他是否真愿放权。 蒋经国不说，也没人敢问。他曾对幕僚说：“我这辈子不会安排任何蒋家人接班。”此话传出后震动政坛，众人知道，蒋经国正试图割断“家天下”的政治传统。 但他的身体等不及了。 1987年冬，他开始频繁呕血，医生诊断为上消化道出血合并肝功能恶化，连强心针也不再见效。他情绪起伏剧烈，尤其在每周二深夜，因翌日有例行会议而紧张得无法入睡。 秘书记得他有一次发病时，紧紧抓着床单，像在忍受什么，却始终没喊出声音。 回顾蒋经国的一生，从1925年留学苏联、1937年回国辅佐蒋中正，再到1970年代主持“十大建设”、1987年主动推动解严，他把大半生投入制度与改革之中。 “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”蒋经国留下的，不只是政绩或遗言，而是一段制度转型的拐点，他用最后的力气，维持了那段最关键的稳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