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不知道，那个年代的学校里，老师和老师是不一样的。 同一个办公室，三个人，三

很多人不知道，那个年代的学校里，老师和老师是不一样的。 同一个办公室，三个人，三种命。 一个是公办老师，端着搪瓷缸子，喝着热茶，讨论的是省里下个季度的教育方针。他是国家的人，档案在教育局，工资从国家财政的户头里出，稳如泰山。 另一个是民办老师，坐在他对面，一声不吭地在备课本上写字。他的身份是“县集体”，归县里管。工资条薄得像张纸，上面的数字，全看县里今年收成好不好。他最大的盼头，就是等一个“转正”的名额，一个能让他从“县里的人”变成“国家的人”的机会。 角落里还坐着一个，是乡里请来代课的。别人开会，她就在旁边擦桌子，或者去给孩子们热饭。她甚至没有“身份”，不算“县里的人”，只是“乡里的人”。没学历，没资质，更没编制。工资是村支书从兜里掏出来的几张零钱，下个学期还在不在这里，没人知道，也没人会问。 最扎心的一幕，是发福利。 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，点名给公办老师，里面是单位发的毛毯。他客气地笑笑，签收，放在一边。民办老师的眼睛瞥了一眼，手里的笔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写字，写得更用力了。 而那个代课老师，只是默默地站起来，拎起角落的暖水瓶，走过去，把公办老师空了的搪瓷缸子，轻轻加满了水。 一句话说透了：都是燃烧自己照亮孩子，但有些人的那根蜡烛，连个烛台都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