朗多地爆发社会骚乱，从德黑兰蔓延至多座城市，商户罢工、民众示威，局势持续发酵。 此次骚乱是内忧外患叠加的必然结果，直接导火索是里亚尔汇率暴跌，民间汇率1美元兑145万里亚尔，物价飞涨民生难以为继。 这样的困境，根源在于伊朗内部积弊已久的经济顽疾和治理失当。伊朗的经济就像个 “偏科严重的学生”，几十年都靠石油吃饭，石油部门对 GDP 的贡献率达 16%。 曾经石油出口收入占 GDP 比重最高时能到 16%，可制造业、农业这些实体经济却严重滞后，制造业增长率从十年前的 13% 跌到不足 4%，很多生活物资和工业原料都得靠进口。 石油收入一旦受影响，整个国家经济就跟着摇晃，而更糟的是，政府应对危机的办法只有印钱，2020 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就涨了 31.3%，钱印得越多，通胀越严重，货币越贬值，形成了 “贬值 - 通胀 - 再贬值” 的恶性循环，让老百姓的财富被一点点吞噬。 更让人寒心的是治理层面的问题，伊朗革命卫队不仅手握军权，还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，控制着全国 57% 的进口、61% 的出口，油气、电信、基建这些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掌控。 旗下的戈尔博集团仅一个气田项目年收益就超 300 亿美元，却享有免税、免审计的特权，资金流向完全不受监管。 民间企业想发展难如登天，央行贷款审批中，民营企业通过率不足 20%，而革命卫队的企业却能一路绿灯。这种垄断和腐败让市场失去了公平，也让民众对政府彻底丧失了信任。 前总统鲁哈尼都忍不住呼吁 “军队退出经济”，直言要先考虑自己的人民，可这些呼吁根本改变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。 更荒唐的是，政府为了弥补财政缺口，还在补贴政策上左右为难，取消燃油补贴能省 450 亿美元，却会让运输成本涨 40%，通胀再升 8-10 个百分点；继续补贴又会让财政赤字突破 GDP 的 7% 警戒线，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民众。 如果说内忧是伊朗经济的沉疴，那国际制裁和地区冲突就是压垮骆驼的外部重负。自 2006 年以来，联合国安理会先后对伊朗实施四轮制裁，美国和欧盟更是层层加码，从冻结资产、限制金融交易，到禁止石油出口、封锁航运通道，几乎把伊朗的经济对外通道全锁死了。 美国还把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，导致伊朗石油出口量从制裁前的每天 250 万桶暴跌到后来的 30 万桶左右，2025 年虽然有所回升，但每天也只卖出 150 万桶左右，外汇储备早就捉襟见肘。 2025 年 9 月，联合国重启 “快速恢复” 制裁机制后，韩国和日本直接冻结了伊朗约 120 亿美元的石油货款，让本就紧张的外汇更加短缺。 制裁带来的连锁反应随处可见，伊朗虽是产油大国，却没能力炼足够的油，70% 的汽油得靠进口，粮食自给率也只有 60%，小麦、大米都要从国外买，而货币贬值和进口通道被封，让这些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成本翻番，最后全转嫁到老百姓头上。 雪上加霜的是地区冲突，2025 年 6 月伊朗与以色列的 “影子战争” 虽然只打了 12 天，却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直接损失，关键基础设施被破坏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保险费率飙升 300%，进一步增加了石油出口的成本。 伊核协议谈判陷入僵局，美国坚持 “零浓缩铀”，伊朗却不愿放弃核计划，双方互不相让，制裁根本没有松动的迹象，伊朗想通过外交突破缓解经济压力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。 这种外部封锁让伊朗经济连续多年挣扎在萎缩边缘，2018 到 2020 年 GDP 一路下滑，从 3988 亿美元跌到 2621 亿美元。 2025 年实际 GDP 增长率仅为 0.6%，近乎零增长，对 8500 万人口的伊朗来说，这几乎意味着人均实际收入在下降。 内忧外患交织下，伊朗民众的诉求早已从简单的求生计，升级成了对政治变革的迫切期盼。最初走上街头的是大巴扎的商户，他们只是想抗议汇率暴跌和物价飞涨，保住自己的生计，喊的是 “我们只要活下去” 的口号。 伊朗的骚乱不是突然爆发的，而是内忧外患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。货币暴跌、物价飞涨只是压垮民生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经济结构的畸形、治理的失当让内部矛盾不断激化，国际制裁的封锁、地区冲突的冲击让外部环境持续恶化，两者叠加，让这个国家的民生底线彻底崩塌，也让民众对现有体制失去了最后的信任。 从求面包到求变革，伊朗民众的诉求升级，反映的是对更好生活的朴素渴望，也是对公平正义的迫切追求。 这场危机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的稳定，离不开合理的经济结构、高效的治理能力，更离不开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基本保障，而外部的封锁和制裁，最终伤害的永远是普通民众。 伊朗未来的走向充满未知，但这场骚乱已经敲响了警钟，只有直面内忧、化解外患，真正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，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