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次，鲁迅的母亲质问朱安：“你一个女人，怎么就生不出孩子？”没想到，朱安泪如雨下：“您儿子都不碰我，我怎么生孩子。”母亲听后，不禁叹了口气。 这句话发生的时间已难以精确到某一日，却真实地存在于鲁迅家族的日常生活中。那时，鲁迅已经成名多年。 鲁母鲁瑞出身绍兴旧式家庭，生于1857年，守寡多年，靠缝补与借贷抚养五个孩子长大。她对长子鲁迅寄予厚望，也因此在1901年，未经周树人本人同意，为他定下与同乡朱家的婚约。 朱安出生于1878年，比鲁迅年长三岁，裹着小脚，不识字，却性情温顺，在当时的绍兴，这样的女子被视为“稳妥的媳妇人选”。 婚约本已商定，鲁迅却在同年冬天获得官费赴日留学的机会，先后就读于弘文学院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。 留学期间，鲁迅大量接触西方思想，也开始反思中国社会的旧制度，其中便包括包办婚姻。1906年，鲁迅从日本写信回家，提出成婚的前提条件：朱安需放脚，并进入新式学堂读书。 此举在朱家看来几乎无法接受，放脚意味着违背祖训，也会招致乡里非议，婚事因此再度搁置。 同年夏天，鲁母以“母病速归”的电报将鲁迅从日本催回绍兴。婚礼很快举行，鲁迅按照旧礼数完成仪式，甚至戴上象征妥协的假辫子。 但从婚礼当夜开始，这段婚姻便已名存实亡。 鲁迅从未与朱安同房，二人同住一屋，却各守边界。婚后不久，鲁迅再次离家，返回日本，之后又辗转南京、北京、厦门、广州等地任教与写作。 在北京八道湾居住时期，鲁迅已是文坛重要人物，《呐喊》《彷徨》相继出版，而朱安的生活却始终停留在旧式家庭的框架中。 朱安负责打理家中收支，照料鲁母起居，对外始终称丈夫待自己不薄。她确实掌管着鲁迅的薪水与稿费，但精神上的隔绝比贫穷更让人难熬。 正如托尔斯泰在《复活》中写过的一句话：“人最痛苦的，不是没有得到，而是明知得不到却仍被束缚。”这句话放在朱安身上，并不违和。 1925年前后，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期间，与学生许广平开始通信。两人的书信后来整理为《两地书》，内容多为思想交流与生活琐事，逐渐发展为亲密关系。 1927年，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，1929年生下儿子周海婴。 这段关系在当时并不隐秘，却也始终没有法律名分。鲁迅没有与朱安解除婚姻关系，一方面源于社会压力，另一方面，也与他对朱安的责任感有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