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多么相似，三一年日本挑衅中国，中国军队虽然开始也有军事演习威慑，但是最后退让，日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，中国军队的忍让，喂大了日本野心，最后全面进攻我国。 1931年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军，频繁以“参观”为名义，闯入中国东北军驻地骚扰。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是当时东北军中的精锐部队，官兵们对日军的挑衅恨得牙痒痒，但长官反复强调不可与日本人冲突。 日军的动作越来越明目张胆。他们不仅在满铁附属地大量调集兵力，还给在乡军人发放武器。城里的日本浪人甚至在酒馆公开叫嚣，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。这些嚣张的举动，都在释放明确的侵略信号。 中国军队并非毫无察觉。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看出了日军的异动，也做了相应准备。9月13日到15日夜间，第七旅连续三夜在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开展转移演习。长官对外宣称，演习目的是一旦日军进犯，能有秩序地退走避免慌乱，同时暂避锋芒等待外交解决。从表面看，这确实是带有威慑意味的军事准备，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应对姿态。 但这场演习的核心基调是“退”而非“防”。这种姿态被日军精准捕捉。进入9月以后，日军的演习频率大幅提升，几乎每天都演练到深夜。9月18日当天，日军甚至在南满火车站贴出布告，谎称奉天驻军要举行秋操，试图麻痹中国军民。可实际上，南站的日本兵和在乡军人已经集结完毕，大炮都已架设到位，侵略部署已经完成。 9月18日当晚，柳条湖的一声巨响，成为日本全面挑衅的开端。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，反过来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。坐镇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，当即下令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起进攻。 北大营内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迅速反应，多次向驻守北平的东北军司令长官张学良报告战况。但张学良此前已经收到南京国民政府“不予抵抗”的命令，当晚向国民政府进一步请示时，并未得到任何回复。最终，张学良下令部队不予抵抗。 第七旅的官兵陷入了两难境地。他们有战斗力，也有抵抗的意愿，部分官兵在日军攻入营房时自发开枪反击。可军令如山，最终只能按之前的演习计划，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。9月19日凌晨6时，沈阳沦陷。这座东北重镇的失守，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。 沈阳的轻易得手，极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。日军发现，中国军队的“演习威慑”只是表面功夫，实际的退让态度让侵略成本低到超乎想象。紧接着，日军趁势向锦州、长春等东北重要城市推进。长春地区的东北军曾自发组织反击，但寡不敌众，最终还是没能守住阵地。9月20日，长春沦陷。9月21日，吉林省城也落入日军手中。 国民政府的退让政策还在持续。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，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抱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想法，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。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时，蒋介石就曾多次致电张学良，要求他“隐忍自重，勿使日本乘其间隙”。这种一味的隐忍，让日军的侵略步伐更加肆无忌惮。 仅仅四个多月时间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就全部沦陷。1932年2月，东北全境被日军侵占。日军在东北扶植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，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的奴役和殖民统治。东北的矿产、粮食等战略资源，成了日本进一步扩军备战的补给基地。 很多人会问，当时的中国军队为何不坚决抵抗？核心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错误政策。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，把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国内革命力量上，对日本的侵略始终抱有幻想。他们认为“此非对日作战之时”，试图用退让换取和平发展的时间。 但侵略的野心从来不会被退让满足。日本军国主义从明治维新后就确立了对外扩张的政策，1927年的东方会议更是明确了以满蒙为基地的侵略方针。1931年的退让，让日本看到了中国的软弱可欺。他们从东北的局部侵略中获得了巨大利益，进而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侵华行动。 东北沦陷后，日军的侵略步伐并未停止。他们逐步向热河、察哈尔等地渗透，不断蚕食中国领土。华北地区随后也陷入危机，各种伪政权和侵略势力层出不穷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 回望1931年的这段历史，结论无比清晰。中国军队当年的演习威慑，因为后续的退让失去了所有意义。每一次退让，都在降低日本的侵略成本；每一次隐忍，都在助长日军的嚣张气焰。野心就像得不到遏制的猛兽，你越退缩，它越会扑上来撕咬。 这段历史不是要让我们铭记仇恨，而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：面对侵略和挑衅，妥协退让没有出路。只有坚决反击，才能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。历史的相似性之所以让人警惕，就是因为曾经的教训太过惨痛。我们铭记这段历史，就是要从中学到力量，永远不让过去的悲剧重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