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宋朝基本上没有贪官？包拯当开封市市长的时候，年薪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，大概有一千万左右。宋朝宰相一个月的工资，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万元人民币。这说明宋代官员的俸禄非常高，在高薪养廉的思路下，两宋时期很少有贪官。 很多人印象里古代官场全是贪官污吏，刮地皮、收贿赂是常态，可宋朝偏偏是个例外，贪腐现象相对少得多。 不少人把这归功于宋朝的高薪政策，这话有道理但不全面，得掰开揉碎了说才清楚。 宋朝从开国起就没打算让官员过紧日子，皇帝们心里都有本账，觉得让官员日子过得宽裕，才能要求他们干净做事。 早期的皇帝就明确，给官员的俸禄得优厚，让他们丰衣足食，这样才能指望他们守住廉洁的底线。 后来范仲淹推行新政，也特意提到养贤得先厚禄，衣食无忧了，才能要求廉洁奉公，做得不好再处罚也有理有据。 宋朝官员的待遇确实好到让人羡慕，不只是发钱，还有各种实物补贴，粮食、布匹、茶叶、酒炭都按等级发放，连家属的衣食都能覆盖到。 地方官员还有职田，相当于朝廷直接给块地收租，不用愁生计，退休之后也有保障，不仅有退休金，自愿退休的还能加官晋级，子孙都能沾光。 这种待遇放在整个古代都少见，比前朝后代高出不少，也难怪有些官员到了退休年龄还想尽办法赖在岗位上，甚至贿赂吏部改年龄，就为了多领几年俸禄。 为了让廉洁的范围覆盖到基层，王安石变法时还搞了仓法，给之前没俸禄、全靠克扣百姓过活的吏员也发了厚禄。 朝廷的想法很简单，给够钱再定严法，这样基层办事人员就不会再伸手要钱。 刚开始这办法确实有点效果，犯事的人少了很多，可好景不长，贪腐的情况又冒了出来。 说到底，高薪能解决的只是温饱层面的问题，要是人的欲望没个底线，再高的薪水也填不满。 就像有人说的，给吏员的俸禄已经很丰厚了，可还不到他们以前从百姓那搜刮来的一半，贪心的人自然不会满足。 而且宋朝的高薪政策还带来了一个麻烦，官员数量越来越多。开国的时候官员还有定数，后来推荐的、靠关系荫补的、各种杂流人员越来越多，官员工资成了国家财政的大负担。 到了后期，官员数量比早期翻了好几倍，国家的税收却没怎么增加，最后连俸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 官员多了，良莠不齐的情况就更严重，就算有一部分人能守住底线，也挡不住大量贪心的人钻空子。 更关键的是，宋朝对贪官的惩罚力度越来越松。开国初期，太祖、太宗都用重法治贪腐，贪官大多难逃死罪，那时候风气确实相对干净。 可到了后来，处罚越来越轻，就算贪了很多钱，也只是降职或者流放，死罪基本没有了，没有了致命的威慑，再加上手里有权，贪心的人自然敢铤而走险。 高薪养廉本身是个好想法，可把廉洁完全寄托在俸禄上，本身就不现实，廉洁从来不是靠钱堆出来的，而是靠制度的约束和严厉的惩罚。 宋朝早期能保持相对干净的风气，不只是因为高薪，更因为有重罚的威慑。 后期之所以贪腐成风，就是因为只保留了高薪，却丢了严格的监管和惩罚。 那些本身就有底线的官员，就算俸禄没那么高，也不会贪腐；而那些没有底线的人，就算拿着丰厚的俸禄，也会想方设法搜刮更多，这跟人的本性有关，跟薪水多少没有绝对的关系。 宋朝的高薪养廉实践，更像是给后世提了个醒：想要遏制贪腐，不能只靠单一的政策。 给官员合理的待遇保障是应该的，这样能让他们不用为生计发愁而犯错。 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，让权力受到约束，同时保持对贪腐的高压打击态势，让贪心的人不敢伸手，只靠高薪，就像给堤坝只修了一层薄土，稍微有点风浪就会垮掉。 俸禄能养出体面，却养不出骨子里的廉洁；制度能约束行为，却管不住无底线的欲望。 高薪养廉的初衷值得肯定，可现实从来不会跟着美好的愿望走，宋朝用整个朝代的实践告诉我们，任何试图用单一手段解决复杂问题的想法，最终都会落空。 想要营造干净的环境，既要给足应有的保障，更要筑牢制度的防线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