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漱溟评毛主席 梁说： “毛主席这个人呢，我跟他接触很多，他是雄才大略，那是很了不起。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，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人，他都是单身一个人。 他的家乡韶山，我去过两次，他进修的地方，我都去看，他读书的地方，他家乡的人，我们都见到。 他十五、六岁还在乡里种地，这么光身一个人，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，实在是了不起，实在是了不起。” 梁漱溟说话不爱绕弯。 晚年口述书取名《这个世界会好吗》，看着平常，其实把话提到最高处：世界会不会好一点，得看什么样的人掌舵，他一辈子都在琢磨这件事。 一九三七年，日本全面入侵，城池失守，难民四散，许多人只觉“全国要垮”。 梁漱溟没有缩回书斋，他去了延安，看共产党是不是空喊口号。窑洞里，毛主席先说中国“非有这么一天不可”，这种大灾难躲不过，又把持久战的路数一点点讲开，在他眼里，日本想吞掉中国是妄想，是笑话。 灾难认下，信心抓牢，这场谈话，成了梁漱溟看世界的一道坎。 后来他每谈毛主席，口气都很笃定。 他认定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，“没有毛主席不能有共产党，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”，还反复说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。 他记着毛主席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，出身普通，不靠家世起步，却能从农村出发，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，建成一个党、一支军队、一套新政权，这种从零起家的能力，在他心里比头衔更重要。 人之外，他更在意格局。 他说，中国最缺的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。 几千年的老社会，以家庭、家族为主，统治者最好“无为”，百姓只求“天下太平”。“国”有边界，会与别国对抗，“天下”只是希望别闹兵荒马乱。这样的散漫，相安一时，经不起坚船利炮的撞击，老秩序很快像泡沫一样散掉。 看见“散”，他就盯住“聚”。 在他笔下，毛主席的一条主线，就是把人组织起来。 从农村做起，把一家一户的小农拉进合作化，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，再到人民公社，让原本松散的人群变成有纪律、有分工的集体。 这样，现代科学技术才有落脚的地方，不至于停在口号里。 记录他谈话的学者艾恺感叹，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中国才算真正“成立”，成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，而让中国真正统一，毛主席的贡献最大。 一九五三年的“大仁政”“小仁政”争论，让梁漱溟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。 那年他当面提意见，许多人事后把他当作“敢言”的代表。 到了晚年，他却把这事说成一件“失败的事情”，反思自己“气太盛，气太高”。在他看来，读书人可以同领袖争理，不必一味顺从，但说理要靠分寸，气头上的话，即便锋利，也未必真能改变什么。 他讲的儒家，是在人间走路的学问。 儒家要在人世间活动，做一个完全真的人，不装神，也不躲开尘世，照样穿衣吃饭，饮食男女。关键在于相信人，相信人的理性，相信人有力量阻止自己滑向下流。 他说真理只有一个，“理”却有物理和情理两路；是非善恶的标准，不必往外找，要“由仁义行”，从本心里长出来。他最爱举几句俗话：“清夜扪心”“良心发现”，“不欠钱粮不怕官，不昧良心不怕天”，这些土话，在他那里成了衡量人和制度的准绳。 讲到现代化和西方文化，他并不惊慌。 他说西方文化动摇不了中国的根，真正的变化从清末就开始了，旧东西被冲刷掉不少，传统也在改变，可并没有全断。变化不等于毁灭，只要中国人的精神和气味还在，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就还在。 他还盯着别的强国。 谈美国，他说那里的“上层建筑”很有力量，权力、学术文化和金钱黏在一起，不容易撼动。 谈苏联，他直言那不算真正的社会主义，而是合乎俄国历史的一种“变态”，党的专制撑不长，统治早晚要变。很多人没预见到苏联的崩溃，他却一直觉得这是迟早的事。 说到中国，他坚持另一种判断：中国不会走苏联那条剧变的路，变化会有，但会缓慢地、在无形之中发生。 核时代到来，他也在一旁琢磨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围绕原子弹争得很厉害，一个忧心忡忡，一个镇定乐观。梁漱溟的看法，更靠近毛主席，他相信人类不会被原子弹毁灭。 把最可怕的威胁当成一道关口，而不是终点，这种态度，在他看来也算中华民族一贯的气质。 谈到人生，他常提“背景”和“定力”。 人在世上不只这一辈子，身后拖着很长的过去，家世、文化、时代一起构成背景，在暗处推着一个人的选择。所谓定力，很大一部分是这些东西在心里扎下的根。放到国家层面也是同一个道理，一个民族要走什么路，不是几年情绪可以左右的，而是长久积累在发力。 一九八零年，他还说“很自然地要走入社会主义，资本主义要转入社会主义”，把刚起步的改革开放看成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搞“四个现代化”，不是往别处拐弯。 在他看来，中国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政权，定下长期方针，靠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，把散漫的社会炼成有筋骨的整体。 至于“这个世界会好吗”，他不肯给轻飘的回答，只是把问题一次次抛回人心和路向：谁来聚人，往哪儿聚，用什么心肠来判断善恶，这些问号，还等后来的人接着作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