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75年，新疆阿古柏叛乱。 李鸿章说：“中国这么大，新疆就不要了吧！”左宗棠气得拍桌子，他说：“160万平方公里，说不要就不要？” 朝堂上的红木案几被震得嗡嗡作响。 李鸿章捻着胡须的手顿在半空，洋务派官员们垂首不语，只有左宗棠的福建口音像惊雷滚过太和殿的金砖：“天山南北的牧场能养马，戈壁下的矿产能铸炮，丢了新疆，北京的城门就得给俄国人当靶子。” 那年左宗棠已经63岁，奏折里“马革裹尸”四个字墨迹未干，就带着湘军旧部西出玉门关。 队伍走到肃州时，他让人在大帐外支起一口棺材，亲兵们夜里总能看见老帅对着地图喃喃：“先打古牧地，再取乌鲁木齐，这仗得一步一步来。” 胡雪岩在上海的钱庄那会儿正忙着筹钱。 这个红顶商人拿着左宗棠的密令，一口气向汇丰银行借了五次银子，年息一分到一分五。 兰州制造局的工匠们更忙，仿制的德国劈山炮刚运到前线，就在达坂城把阿古柏的骑兵炸得人仰马翻。 我觉得这种把后勤和军事拧成一股绳的打法，在当时确实少见。 1877年冬天，库尔勒城里的桑葚树落光了叶子。 阿古柏看着桌上的战报，突然吐出一口黑血三个月前还在托克逊耀武扬威的叛军，现在连吐鲁番的城门都守不住。 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清军的开花弹能飞得那么远，更没想到左宗棠连过冬的棉衣都给士兵备足了。 伊犁谈判桌上，曾纪泽的眼镜片映着沙俄外交官的脸。 这个曾国藩的儿子没带一兵一卒，却攥着左宗棠从哈密发来的密信：“如谈不拢，我这五万大军随时能过河。”1881年的《中俄伊犁条约》签完，俄国人发现不仅没占到便宜，反倒让中国多收回了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。 后来新疆建省，第一任巡抚刘锦棠在迪化盖起了新的巡抚衙门。 他特意让人在院里种了棵左公柳，说这树能活百年。 现在那棵柳树的后代还在乌鲁木齐的老街上长着，风吹过的时候，叶子沙沙响，像极了当年左宗棠在军帐里翻动地图的声音。 守住土地的决心，从来都不是靠嘴说的，得像那些扎根戈壁的树，把根扎深了才能挡住风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