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，地下党王治秋走到院子时，发现他的勤务兵被军统特务抓了，特务指着王治秋，问勤务兵：“这人是不是你长官？” 初秋的北平早晨还带着凉意，王治秋攥着文件的手却沁出了汗。 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落了一地，特务的黑皮鞋碾过枯叶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华北设计委员会院里格外刺耳。 勤务兵低着头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王治秋看不清他的脸，只看到他攥紧的拳头关节泛白。 特务的枪口在阳光下闪着冷光，又重复了一遍问题。 王治秋注意到勤务兵的裤脚还沾着今早打扫时的草屑，这个平时总爱哼着河北小调的年轻人，此刻像尊石像般沉默。 突然，勤务兵摇了摇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哼：“不认识，就是个来送文件的。” 王治秋趁机转身进了资料室，后背抵着门板才敢大口喘气。 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仙人掌，还是勤务兵上周从街头花贩那儿讨来的。 他猛地推开后窗，玻璃碎裂的声音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，跳下去时裤腿被铁丝划开一道口子。 跑到清华园时，吴晗正在书房校订《朱元璋传》。 这位总爱穿灰色长衫的教授，听完事情经过，二话不说把书架后的暗格打开，里面藏着一套粗布短打和一张伪造的良民证。 “东便门火车站今晚有去天津的闷罐车，”吴晗把眼镜推到鼻尖，“学联的人会在第三站台举着《大公报》等你。” 那天深夜，王治秋蹲在煤堆后面，看着火车喷着白汽驶出北平。 他摸了摸口袋里吴晗塞的窝头，硬邦邦的还带着余温。 后来才知道，特务见问不出什么，把勤务兵拖回了看守所。 三个月后，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，王治秋在烈士名册上看到个没有名字的编号，备注栏写着“河北定兴人，二十岁”。 1950年冬，王治秋在故宫清点文物时，发现一只缺了口的粗瓷碗，突然想起那个总用搪瓷碗吃饭的勤务兵。 他把碗小心收好，后来在文物局宿舍的窗台上，这只碗里常年插着野菊花。 2014年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，他的孙子在刻满名字的石碑前站了很久，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位置只刻着“无名烈士”四个字。 现在那只粗瓷碗还放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，旁边的说明牌写着“1947年北平地下党交通员使用过的餐具”。 阳光透过玻璃照在碗沿的缺口上，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。 有些牺牲不需要名字，就像老北平城墙上的砖，每一块都藏着故事，却没人说得清它们的来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