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，我国花高价聘请美国飞行员试飞运8C，谁曾想在关键时刻，他却怂了，之后，一名中国飞行员站了出来！ 这并不是邹延龄第一次面对压力。从1980年起，他就被调入西安飞机制造厂的试飞科，参与国产运-8运输机的最初试飞任务。 那时，连飞机的气动模型都不成熟，有一次在强侧风条件下着陆，机身差点偏出跑道，是邹延龄果断修正姿态，才避免一场事故。 总设计师徐培林事后拍着他肩膀说，这种人值得信任。 1985年，运-8被改装为气象探测型，测试难度更大。机头雷达整流罩影响了原有的重心分布。别的试飞员飞完一次就喊晕，飞控系统响应也慢，风险很高。 邹延龄主动报名，带着试飞组反复测试。他记录下每一次俯冲和不稳定数据，拿回去和工程师一起分析，改了整整三版气动布局。 这才让运-8具备了全天候探测能力，后来为高原气象研究提供了支撑。 那年夏天，运-8C进入适航取证关键阶段，最难的就是“全载重失速试飞”。按照规定，必须有有经验的外国试飞员执行。洛克希德公司推荐了退休首席飞行员迪斯，日薪1000美元。 可没飞几天，迪斯看着试飞项目一项比一项难，直接提出退出，理由是这项测试可能导致飞机解体。 全机组面面相觑，试飞工作陷入停滞。邹延龄沉默了一晚，第二天在会议上站出来说：“美国人走了，我飞。” 他不是一时冲动，早在1993年，他就带队在云南香格里拉完成了高原复杂气候测试，那次海拔超3300米，他硬是把飞机顶了起来，才把性能数据拿到手。 1990年11月26日，秦岭机场，61吨载重的运-8C停在跑道上，旁边排满了救护车、消防车。塔台发出最后一次询问：是否放弃？ 邹延龄只说一句话：“保持频率，等我回来。” 飞机升空后，速度逐级降低，快要进入失速临界时，他判断还能压一压。就在地面喊停时，他决定再往下飞，这决定差点让整架飞机坠毁。 尾舵抖动剧烈，机头一度倾斜到快垂直，他眼神没变，猛推油门、调整迎角，在最后十几秒里将飞机拉回。 那天，他和机组重复了三十次失速动作，只为把极限速度测准。测试结果显示：运-8C最低失速速度比国外记录低了整整13公里/小时。 这是中国试飞史上第一次完全靠自己完成该类测试，也为这款机型获得适航证扫清了障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