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一群野人拦住了解放军，领头的乞丐从破烂衣服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，递给了连长。那纸是毛笔字写的，有军部公章。连长手一抖，眼泪一下掉下来：“你们竟然还活着？” 纸上落款的日期是1935年，字迹褪色但依稀可辨。这群人，竟是被列为阵亡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幸存者。 事情得从1935年说起。那年春天，红军主力被围困在乌江一带。中央军委下令在川南设伏，由徐策率领400人留下，建立川南游击纵队，掩护主力北上。 当时这批人从云南扎西出发，沿金沙江转入宜宾、叙永一带，任务凶险，不被看好能活着回来。 余泽鸿当时是宣传干事，年纪轻，话不多，动手快。别人都在告别家乡，他却一遍遍抄写标语，说要“写到最后一张纸”。 后来他们从叙永到长宁搞了一次突袭，敌人以为红军要打回来了，重兵压上，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了整整一周的时间。 问题出在王逸涛身上。这人早年也是红军，后来拉了一股地方队伍，游击纵队为了扩充实力，请他做军事指挥。起初他配合得挺好，但到了泸州方向，国民党威胁他要杀他家人，王逸涛变了。 他设了一个圈，把纵队引进来，敌军早埋伏好了。徐策死在那一仗里，枪打光了，刺刀拼完了，最后用石头砸都不退。 几十人当场阵亡，阵型也散了。 之后，余泽鸿开始带头把剩下的人组织起来。他带着十几人退进川滇黔的密林深山。没有粮，吃树皮草根；没有药，伤了就扛着；没人通消息，他们不知道抗战已经开始，又结束了。 余泽鸿对那张红军公文特别看重，说那是唯一的身份凭证，他亲自缝在内衣里。后来他被打中腿，在一次遭遇战中牺牲了，连埋都没埋，只用石头盖了个堆。 他把那张纸交给了一个姓李的战士，说“这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是谁，而是为了等我们能回去”。 从1936年开始，他们彻底失联。有人靠山里猎物过活，有人靠山下贫农偷偷接济。他们没有电台，不知北平已解放，不知延安早已换了模样。 他们就靠那张纸，相信会有人回来接他们。 到1949年冬天，他们听到山下的炮声不一样了，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枪响，而是整齐的部队作战。他们看到帽子上的红五星，那是他们十四年前熟悉的标志。 那天他们穿着破布，武器是打磨的木棍、锈铁刀。站在山路边，脸上全是老年斑和风霜。他们什么也没说，只递上那张纸。 连长看了，看了一会儿哭了出来，说：“我爷爷就是你们纵队的。” 后来部队核实了身份，把人全接下山治疗。很多人病太重，没救回来。但有几位活了下来，被安排在四川军区修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