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昭燏从灵谷寺七楼跳下那年才55岁，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“文物不是任何人的私产” 二十年后，接她位子的姚迁也因为同一句话，在巨大压力下自尽。这俩人都是为了守文物，把命丢了！ 这两位前后执掌南京博物院的掌舵人，把那句“文物不是任何人的私产”刻进了骨头里，前赴后继，用生命给文物上了最沉重的“护身符”。 1964年12月22日，南京城被浓雾包裹，灵谷寺的九层高塔在寒风中若隐若现。 曾昭燏让司机在塔下等待，独自登上塔顶。她平静地脱下呢子大衣，仔细叠好放在塔砖旁，压上一张字条：“我的死，与司机无关。”然后纵身跃下，终年55岁。 这位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，曾国藩家族的后人，用最惨烈的方式回应了那个时代对她的不公。 曾昭燏生前常说：“文物是民族的根，不能断在我们手里。” 她1937年从伦敦大学考古系学成归国，放弃国外优越条件，在战火中守护中华文脉。 1949年，当国民党政权催促她携文物赴台时，她断然拒绝：“这些文物是民族的根，不能离开这片土地。” 曾昭燏为南京博物院立下“不准私人收藏文物”的铁律，她自己也终身未婚，将全部生命奉献给文物事业。然而，命运却没有给她应有的尊重。 1960年代，她的家族背景成为原罪，无休止的批判让她患上了严重抑郁症。在她去世当天，口袋里还装着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证书，但她对同事坦言：“这个也救不了我。” 曾昭燏去世后，陈寅恪先生挥泪写下一句“高才短命人谁惜，白璧青蝇事可嗟”，为这位杰出女性的遭遇鸣不平。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。 整整二十年后，1984年11月8日凌晨，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在自家书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终年58岁。 这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文博专家，没有曾昭燏的显赫家世，却有着同样的执着和刚烈。 姚迁在任二十多年，推动编纂了《南朝陵墓石刻》等多部重要学术著作，使南博的藏品管理走向系统化、专业化。他性格刚直，坚持文物是国家的，绝不能私藏。 当多位老干部长期占用馆藏珍贵字画时，他屡次上门催讨，毫不妥协。 这份坚持招来了祸患。1984年8月，《光明日报》连续两天刊发报道，指控姚迁“以权谋私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”。 在那个纸质媒体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年代，这样的指控无疑是毁灭性的。 姚迁彻夜难眠，翻出所有手稿和账目，写成数万字申诉材料，跑遍各部门寻求澄清，却无人愿意倾听。 “我清白，但无处可说。”这是姚迁留下的最后遗言。九个月后，调查组终于查明真相：所有指控均不成立。 《光明日报》在全国各大报刊刊登检查，承认报道严重失实。可惜这迟来的清白，已换不回逝去的生命。 两位院长，两个时代，同一份坚守。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文化守护者的风骨。 文物之于他们，不是冰冷的器物，而是民族的记忆、文明的延续。为了保护这些无声的见证者，他们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。 今天的南京博物院，已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。游客们在新落成的展厅里驻足，欣赏着玻璃柜中的文物，感叹历史的厚重与艺术的精美。 其实，这样的守护精神一直在延续。在浙江金华，画水镇文保员许春明十几年如一日，每天巡查186处文物古迹，成功追回多次被盗文物。 在浙江台州，张金苗近40年守护下汤遗址，让万年文明遗址重见天日。他们是平凡的文保员，却传承着与曾昭燏、姚迁同样的精神火种。 2025年底，当南京博物院因明代仇英画作疑似现身拍卖市场而再次引发争议时，我们更应该铭记两位院长的教训。 文物保护的之路，既需要从业者的赤诚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。只有让规章制度真正成为文物安全的“防火墙”，才能不让曾昭燏和姚迁的悲剧重演。 站在南京博物院仿辽大殿前，夕阳为古老建筑披上金色光辉。 那些沉默的文物见证了繁华盛世，也经历了岁月沧桑，但它们最动人的故事，始终是那些危难中守护它们的人。 曾昭燏和姚迁用生命证明：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，比黄金更贵。对真理的信仰、对尊严的守护、对清白的坚守，才是中华文明最珍贵的“文物”。 两位院长的名字没有刻在南博的门楣上，但他们的精神已融入这座建筑的每一块砖石。 当游客在《江南春图》前驻足，当学者查阅南唐二陵的档案，当后人研究六朝艺术的瑰宝，他们其实就在与两位院长对话。 历史的尘埃掩不住人性的光辉。曾昭燏和姚迁留下的，不只是那些他们用生命保护的文物，更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个时代对文化的态度。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：尊重文化，就是尊重我们自己；爱护文物，就是爱护民族的根与魂。 两位院长的生命戛然而止，但守护在继续，文明在延续。这正是中华民族虽历经风雨却始终生生不息的密码。 参考：“馆藏名作现身拍卖市场”，估价达8800万元！南京博物院发布情况说明——杭州日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