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92年，山东大善人潘守廉路过济州的一条巷口时，无意中看见一个卖煎饼的妇女，顿感此女不凡。她虽衣着寒酸，但干净整洁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这让见多了官场油滑、市井颓唐的潘守廉眼前一亮。 后来在潘府，人们总说邱氏有双“会变戏法的手”。哺育潘馥时，她能把哭闹的婴儿哄得安睡；打理杂事时，账本记得比先生还清楚；连扫院子都有讲究，落叶要归成整齐的小堆，青砖缝里的草都要一根根拔掉。 没人知道，三年前她还在巷口支着煎饼摊。丈夫得罪恶霸后病逝，她带着七个孩子从潍坊逃到济州，八口人的活路全在那口饼铛上。 潘守廉初见她时，她正往饼铛上倒面糊，手腕轻转，面糊便匀匀地摊开，边缘泛起金黄的脆边。装煎饼的粗布袋子叠得像块方帕，连沾着面粉的手指都洗得发白。 更让他心惊的是摊后墙角的孩子。大的那个缩着脖子看书，小的裹在旧棉布里，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却不见半点泥污。 “穷日子过不起体面，可人心不能乱。”邱氏擦着饼铛说，声音不大，却像锤子敲在潘守廉心上。这位光绪十五年的进士，历任南阳知县、邓州知府，编修过《南阳县志》，见过太多为五斗米折腰的人，邱氏的干净——不仅是衣服头发，更是那份在绝境里不弯腰的劲儿，让他动了收留的念头。 “去我府里吧，孩子们我来教。”潘守廉说。 邱氏扑通跪下，额头磕在青石板上：“只求先生让娃们读书，我愿做牛做马。”她成了潘馥的奶妈，白天喂奶、洗衣、扫院，晚上就着油灯缝补，听着隔壁书房里靳云鹏和潘馥的读书声，嘴角总带着笑。 穷日子里，体面真的重要吗？有人劝她让孩子帮着摆摊，她却把靳云鹏的书包绣上“明事理”三个字：“打工只能填肚子，读书才能有骨气。” 变故发生在一个雨夜。土匪闯进潘府，刀架在邱氏脖子上逼她指认少爷。她浑身抖得像筛糠，却猛地把靳云鹏推出去：“这是潘家公子，放了其他人！” 靳云鹏被绑走时没哭，反倒对土匪说：“我娘说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”土匪头子愣了愣，竟真的把他送了回来。这段没写进史书的故事，成了潘守廉逢人便提的“义举”。 二十多年后，当年的孩子都长大了。靳云鹏两度出任民国国务总理，靳云鹗成了吴佩孚麾下名将；潘馥更是成了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，张作霖见了都要称一声“馥公”。 有人说这是命运的巧合，可谁见过巧合里藏着那么多坚持——邱氏在油灯下缝补的身影，潘守廉为孩子们请先生的奔波，还有那书包上“明事理”三个字磨出的毛边。 那口煎饼铛早就不见了，可邱氏教孩子的“穷不失志、富不丢德”，成了两个家族的家训。 如今微山县的潘氏庄园里，还留着靳云鹏题写的碑刻。字里行间没有显赫，只有一句“蒙潘公教诲，不敢忘本”。 当年巷口的寒风里，邱氏的头发始终梳得整整齐齐。原来真正的体面，从不是穿得多好，而是在泥沼里也能站直了腰，把日子过出模样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