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，我军一名走失的战士正在越南的农田里挖红薯，突然被人用石头砸了一下，小战士扭头看去，只见四名越军出现在眼前...... 1979年，中越边境的雨林把许多中国战士分割成孤零零的点，陈书利和陈海泉，正是被战场抛进密林深处的两个人。不同的部队，不同的方位，却经历了相似的饥饿、恐惧和抉择。 陈书利在越南丛林里与部队失联，先是靠野果草根熬过几天，随后在一片红薯地里边挖边挨打，一边用工兵铲、石块和手榴弹在四名越军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，一边把刨出的红薯塞进空空的挎包。 又饿又累时，他遇到了同样失散的战友，七个人聚在一起，分吃泥土未干的红薯，在废弃院落里用化肥袋垒起工事，凭着几支步枪和十来枚手榴弹，顶住二三十名越军的围攻，最后分头突围，回到阵地时，这支临时小队已经在敌后歼敌三十六人。 战后的“一级战斗英雄”和“威震峡谷七勇士”，不过是对那几天死里逃生的一个注脚。 陈海泉同样是在救战友时掉队，醒过神来，只有自己留在陌生林地。无线电沉默，集合点空无一人，眼前只有敌军在不同方向穿插。 他挖红薯、找野菜，三天没吃饱，最终还是在稻田边被四名越军盯上。与陈书利那次“被当成乞丐”的误判不同，他一眼就被看出是解放军，被押到村子里反复审讯，他装糊涂、装听不懂，让每一个问题落空。 押送途中，他又抓住车辆抛锚的一线空档，用一根不起眼的发热棒引燃车厢，转身扎进丛林，在毒蛇和沼泽间，靠着野果蘑菇和对星空的判断，硬是走出近六十公里敌占区，十一天没泄露一句军情，只在归队时敬了一个颤抖却标准的军礼。 这些故事放在一起看，战功数字似乎最醒目，三十六名被击毙的敌人，几十公里的敌后穿行，一级战斗英雄的奖章，刻在纪念碑上的誓言，其实真正撑起这一切的，是战士骨子里那股执拗与清醒。 陈书利在院落里让子弹等到敌人靠近再打，是为了把有限的火力用在刀刃上；在红薯地里，他懂得利用对方的轻敌和笑声，换回自己和战友的生机。 陈海泉在审讯桌前一次次摇头装糊涂，在火光中转身奔向丛林时，心里明白活着回去固然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军人守住底线。 几十年后，衡南退役军人服务站里陈书利的立功证书，营房墙上的那句“站到最后一刻”，成了后来新兵入伍时反复被提起的故事。 年轻人或许不知道当年的战线位置，却总能从这些细节里懂得，战场上的英雄并不总是站在冲锋号最前面的人，有时是在泥地里挖红薯的身影，在被敌人误当乞丐的狼狈，在沉默不语的被俘之夜。 枪声早已停下，那些夜里咬牙往前挪一步又一步的瞬间，却一直在另一代战士的心里延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