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小学时我偷过东西，不过偷的都是爸妈的。有时候帮他们洗衣服，看到兜里有钱就忍不住

读小学时我偷过东西，不过偷的都是爸妈的。有时候帮他们洗衣服，看到兜里有钱就忍不住拿点。那时候我才三年级，班里同学都有零花钱，能买辣条、买彩色橡皮，只有我没有。爸妈在菜市场卖菜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晚上回来累得倒头就睡，别说零花钱，连跟他们好好说句话的时间都少。 三年级的夏天，教室里总飘着辣条和彩色橡皮的甜香。前排的小雨每天都从兜里掏出崭新的五角硬币，“啪”地拍在小卖部柜台上，买一包“唐僧肉”，分给周围的人——只有我没有。 爸妈在菜市场东南角的摊位卖菜，铁架子支着塑料棚，棚顶被太阳晒得发软，飘着西红柿和黄瓜混着泥土的味道。他们每天凌晨三点半出门，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三轮车，回来时总在晚上八点后，妈妈的裤脚沾着泥，爸爸的后背全是汗渍，倒在吱呀响的木板床上，三秒钟就能打起呼噜。 我没有零花钱。不是他们不给，是他们好像忘了——或者说，他们的世界里，“零花钱”这个词和“太空飞船”一样遥远。他们牛仔裤兜里总塞着卷成卷的零钱，硬币和纸币裹在一起，边缘磨得毛边，沾着点泥土和烂菜叶的潮气，那是我洗衣服时最熟悉的触感。 第一次偷钱是周二下午。我蹲在院子里的洗衣盆前，搓着爸爸的工装裤，手指突然摸到个硬邦邦的东西——是个塑料袋，里面裹着三张一元纸币，边角还粘着片干了的青菜叶。我心脏“咚咚”跳，左右看了看，院子里只有老母鸡在啄米，就飞快地抽了一张，塞进自己校服口袋最深的地方。 那天放学，我用那一块钱买了两包辣条和一块草莓味的橡皮。辣条辣得我直吸气，橡皮上的草莓图案被我摸得发亮，可心里像揣了只兔子，总觉得爸妈在背后盯着我——他们明明还在菜市场，隔着三条街的距离，我却连走路都低着头。 后来就有了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有时偷五毛，有时偷一块，最多的一次拿了三块，买了支带吊坠的钢笔，在作业本上写名字时，笔尖都在抖。我没敢告诉任何人，连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，那支钢笔被我藏在书包最底层，像藏着个会爆炸的秘密。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日。那天爸妈难得没出摊，妈妈坐在床边数钱，硬币“哗啦啦”倒在床单上，她一枚枚捡起来，眉头越皱越紧。“怎么少了五块？”她轻声问爸爸，声音有点哑。爸爸正用牙签挑指甲缝里的泥，头也没抬：“可能掉哪儿了吧，菜市场人多手杂。”妈妈没说话，只是把硬币重新卷好，塞进枕头底下，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。 我躲在门后，指甲掐进掌心。五块钱——正好是我上周偷的那三块，加上前两次的两块。原来他们知道钱少了，只是没说。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起妈妈数钱时发红的眼眶，想起爸爸手上裂开的口子，想起他们每天早上五点多啃冷馒头的样子——那五块钱，够他们买一捆青菜，或者给爸爸买双最便宜的劳保手套。 第二天，我把剩下的一块多零钱偷偷塞回妈妈的裤兜，钢笔也扔进了垃圾桶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偷过钱。 那时候怎么就没想过，直接跟他们要呢？或许是觉得他们太累了，不忍心开口；或许是小孩子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，觉得“要”来的钱不如“自己拿”的有面子。后来长大些，我才明白，他们不是忘了给我零花钱，是他们的世界里，钱要先用来交房租、买种子、给我交学费，至于“孩子想吃辣条”这种小事，被挤得没了位置。 现在我工作了，每次给爸妈买东西，都会多塞点现金，看他们把钱小心翼翼放进钱包，像当年我偷偷把钱塞回他们兜里时一样。上周视频，妈妈说她学会了用微信支付，可还是喜欢在兜里揣点零钱，“摸着踏实”。我笑着说“好”，挂了电话却红了眼眶——原来那些被我偷走过的零钱，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数字，是他们用汗水泡软的生活，是我用愧疚焐热的成长。 前几天路过菜市场，看见一个卖菜的阿姨蹲在地上数钱，硬币在阳光下闪着光，和我记忆里爸妈裤兜里的那卷零钱，一模一样。那一刻突然想问当年的自己：如果再选一次，你还会伸手吗？答案肯定是不会了——因为我终于知道，有些东西比辣条和橡皮更重要，比如爸妈没说出口的爱，和那个笨拙又愧疚的童年里，慢慢长出的懂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