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判刑13年至死未平反，10万人送行墓前立百碑，百姓说不能忘了他。 兰考城北那片野地里的碑林，至今让初来者摸不着头脑。一百多块石碑歪歪扭扭立在麦田边，有汉白玉的讲究货，也有水泥板刻的错别字，最寒酸的两块甚至是木工板钉的——像极了张钦礼这辈子的做派。 当地人会叼着烟卷笑你少见多怪：“这是老县长的‘万民碑’，官方没给名分，老百姓自己个儿立的。” 这位让兰考人念叨了二十年的张钦礼，论资历是焦裕禄的老搭档，论结局却像极了兰考的泡桐——扎根时没人在意，倒下后才显出荫凉。 1962年焦裕禄刚来兰考，地委要调走分管农业的张钦礼，焦书记急得在电话里嚷：“留他！治沙得靠这个‘活地图’！”那时的张钦礼确实够“土”，县委大院里堆着五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，轮胎补丁摞补丁。 他骑车下乡常被误认为老农民，有回蹲在地头啃窝头，村支书急吼吼赶人：“老同志快让让，县长大人一会儿来视察！” 最“离谱”的是卖车。1968年升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，配了辆吉普车，他倒腾八千元卖了，全分给42个穷生产队买水泵。 两年后换华沙轿车，他又琢磨：“这铁壳子坐得离百姓多远啊？”连自己的一万五积蓄凑成四万五，换成柴油机和麦种。 上级骂他“败家子”，他蹲在盐碱地埂上啃馒头：“车闲着是铁，钱花在地里是粮。”这话糙理不糙，兰考人至今记得，1970年那42个村的麦浪，比往年高了半头。 治沙时他比农民还“农民”。跟着焦裕禄发明“贴膏药扎针”——黄河淤泥固沙丘，泡桐根系锁黄沙。 每天天不亮揣俩窝头出门，裤腿沾着泥点子，晚上回办公室还得给老乡把脉。自学中医开的药方子，用县委信纸背面写，偏方里的鸡内金、车前子，都是他蹲在地头挖的。 医院大夫笑他“县长兼职郎中”，他乐呵：“治沙是治地的病，看病是治人的病，都是救人。” 1979年的判决书让兰考人懵了。罪名写得云山雾罩，老百姓只知道那个骑着破自行车的“老县长”被押走了。 监狱里，他给犯人看病开方子，帮狱警整理档案，管教劝他写申诉，他摇头：“我对得起兰考的地，对得起兰考的人。” 十一年后出狱，头发白了背驼了，监狱门口却蹲着几十个兰考老汉，手里攥着煮鸡蛋和烧饼——那是他们凑了半个月的心意。 晚年的张钦礼更像个“老顽固”。七十岁还骑着自行车满村晃，听说小学漏雨，把补发的退休金全捐了；见娃子辍学，挨个去邻村借钱。 有人替他委屈：“您可是坐过牢的人！”他啃着村民送的烤红薯笑：“坐牢咋了？老百姓没把我当犯人，这比平反金贵。”2004年病重，郑州医院走廊跪满了兰考老乡，护士说从没见过这么多人哭，像哭自家亲爹。 出殡那天最“荒唐”。灵车从高速口到张庄，三十分钟的路走了五个钟头。出租车司机自发挂白花开道，老太太端着清水豆腐摆在路边——“老县长最爱这口素”。 最绝的是韩村老汉们，三伏天跪在滚烫的柏油路上，膝盖垫块玉米叶，哭着喊：“张书记起来看看，咱村的泡桐成材了！” 坟头的碑越立越多，有写“焦裕禄的拐棍”的，有刻“卖车县长”的，最朴素的一块木板上歪歪扭扭：“老张头，俺家孙子考上大学了。” 没人组织，没人动员，就像当年他带着大伙治沙，你一锹我一筐，慢慢堆成了碑林。现在兰考的年轻人会指着石碑笑：“这老头真傻，卖车分钱，骑车下乡，图啥？” 可老一辈会摸出裤兜里的兰考地图——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标记，都是当年张钦礼用自行车轮子碾出来的。 官方的档案里，张钦礼的名字始终带着括号。但兰考的泡桐记得，盐碱地记得，那些在碑前烧纸的老汉记得。 有人说他是“没平反的焦裕禄”，他倒觉得冤枉：“老焦是月亮，我是萤火虫，各照亮一方地儿。”如今风吹过碑林，石碑碰撞的声响，像极了当年他自行车的铃铛——叮铃哐啷，走街串巷，永远带着人间的烟火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