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院查腐败，查出一个特别的人。 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席玮。查到他时，发现他生活过得很简单，一条腰带用到发旧，一家人住在很旧的房子里。但账本之外，是另一笔账。 十几年来，他私下为交不起钱的病人垫药费，加起来有五十多万。他开药时，看到病人为难，就默默自己付了。病人问起来，他说是政策减免，或者有慈善捐助，从不说自己给的。 很多年后，医院审计把那串“异常打款记录”查出来时，有人问席玮：“你帮那么多肿瘤病人垫钱，第一次，是为了什么？”他想了想，说起了一位复诊病人。那天，他在门诊复查，病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穿着褪了色的外套，脸蜡黄蜡黄的，手里捏着一叠检查报告。席玮看完报告，耐心解释病情和后续的治疗方案。按理说，这样的结果虽然不轻，但积极治疗，还是有希望把病情稳住一段时间的。可那男人只是苦笑了一下：“医生，我知道大概是个啥情况了，反正也治不好……我就想开点止痛药，能撑就撑着吧。”席玮愣了一下，顺着问了几句。男人这才慢慢说出前因后果：第一次来医院确诊，是好几个月前。那时候，他是攥着一把皱巴巴的现金和硬币来交的住院押金。那天，他把口袋里最后一点零钱都掏出来了，还是差了一截。“当时如果再多几百块钱，我就只能放弃治疗了。”那种“命和钱对赌”的压迫感，让他从那以后，对“治疗”这两个字始终又怕又躲。坐在复诊间的椅子上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声音压得很低，眼神却是那种看尽现实之后的绝望——不是对病绝望，而是对“没钱”的绝望。那一刻，席玮特别清楚地意识到：很多时候，把人逼退的不是病情本身，而是“我负担不起”。 2005 年，门诊来了一位从农村赶来的大叔。五十多岁，面色发黑，走路很慢，手里捏着一沓化验单和片子，纸都已经卷边了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医生，我这病，是不是很严重？吃点止痛药，能不能熬一熬？”席玮看完片子，心里已经有数——这是恶性肿瘤，需要住院，需要手术，需要钱。他说得很平静：“这病，拖着不行，要住院治疗。我先给你排床位，你先去办住院手续，再把家里人叫来，我跟你们一起讲方案。”大叔一下子就愣住了。“住院啊……那得花好多钱吧？我们家人多，早就借不到钱了。”说完，他低着头，把片子一点点塞回病历袋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帮我开点止痛药吧，我回去吃。住院，不是我们穷人住得起的。”那句“不是我们穷人住得起的”，把门诊里空气都压沉了。席玮看着他颤抖着站起来，准备离开，忽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：明明可以多给他一些时间，明明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，可只是因为没钱，他就要自己把门关上。他叫住了大叔，让他等一会儿。“大叔，你先别走。住院手续已经给你办好了，押金和前期治疗费都交了。”大叔愣住：“不可能，我没交过钱。”席玮语气很自然：“这笔钱是慈善项目的捐款，专门给有困难的病人用的。你的病适合积极治疗，这笔钱就是留给你这样的病人的。”大叔终于慢慢坐回椅子上，眼圈却开始发红。其实，那是席玮第一次，从自己的工资卡里，往病人账户里打钱。
用户17xxx34
难以置信，佩服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