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狠的间谍，不偷你的情报，也不策反你的人；人家直接在你家里，帮你“立规矩”！ 卢麒元教授提议：参与提议和立法的人应该政审，每次参与都要重新政审一次，亲友及本人不能有国外背景或违法记录！ 为啥非得这么较真？看看这些年的教训就明白。前几年某地方出台营商条例时，突然冒出“外资企业优先拿地”的条款，看似是为了吸引外资，实则经调查发现，牵头起草的专家团队与多家跨国公司存在长期项目合作。 这些合作背后的利益输送虽未触及法律红线，却实实在在让本土企业陷入不公平竞争的困境，一块优质地块的优先出让，可能就意味着本土企业错失一个发展机遇，地方财政也会因此损失上亿元的潜在收益，这种隐性的利益输送，比明面上的贪腐更难察觉，也更难挽回损失。 在共享经济初期的时候，部分地方网约车管理细则以“保障安全”为由设置过高门槛，实则是传统出租车行业游说推动的部门利益法制化，最终损害司机、平台利益和消费者选择权。 这些案例都说明，立法一旦被渗透，就会异化为输送利益的工具，根源就在于缺乏对参与人员持续有效的身份审查。 有人质疑“政审一次就够”，实则忽略了人性与环境的动态变化——今天没问题的人，明天可能因亲属移民、资产转移发生立场偏移。 近年来外逃官员的“动态变质”现象很普遍，他们初期都通过了政审，却在任职期间完成资产转移和亲属外迁，最终出卖国家利益。 比如早年间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两人贪污5250余万元后偷渡境外，其亲属早已移居海外；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总公司一名经理，将美国普惠公司捐助的100多万美元民航发展基金转入英国私人账户，最终获刑。 随着全球化深入，立法人员亲属海外定居的情况增多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极易冲突，制定涉外政策时笔尖难免倾斜，虽可能不违法，却会长期损害国家核心利益。 国际上，通过影响他国立法掠夺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，俄罗斯转型期的惨痛教训最具警示性。为融入西方，俄罗斯聘请大量美国专家制定经济政策，这些专家量身打造的“休克疗法”，看似是市场化改革，实则是有预谋的财富掠夺。 政策推动下，俄罗斯12.5万家国企被低价甩卖，平均每家仅1300美元，500家最大企业估值2000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，苏联70年积累的国有资产被国际资本席卷。同时卢布汇率从0.95:1暴跌至2000多:1，GDP近乎减半，国家濒临经济崩溃。 悲剧的核心原因，就是关键政策制定被有西方背景的“外人”主导，他们根本不顾俄罗斯国家利益，只服务于国际资本。 这也印证了，规则制定者必须排除国外背景，否则等同于把国家命脉交出去，损失远比丢情报、被策反更惨重。 事实上，立法环节的身份审查是公共利益的“防火墙”，且必须具备动态防御能力。如今跨国利益关联形式愈发隐蔽，有的立法人员通过海外信托、离岸公司转移资产，有的通过子女海外留学就业建立隐性关联，这些动态变化都无法被一次政审覆盖。 立法涉及土地、金融、民生等多个高利益领域，参与人员立场偏移会造成系统性损失。比如土地规划立法中，若参与人员有海外资产或亲属定居，可能通过模糊“公共利益”条款为外资开发商预留空间，损害原住民权益和国家土地收益。 这种隐性利益输送更具迷惑性、更难查处，只有每次参与立法前重新政审，才能及时发现动态变化，阻断利益输送通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