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微风]1961年，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，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。谁知这一走，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丈夫因找不到她，差点翻遍了北京城。10多年后，儿子打开门，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定睛一看，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。 几十年前，还没人会把“隐姓埋名”四个字安在王承书身上，那时的她是物理学界的一颗明星，也是燕京大学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物理系“第一女生”。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期间，她不仅师从诺贝尔奖得主乌伦贝克，还与其共同推导出了震动学界的“王承书-乌伦贝克方程”，美国同行那时便断言，这位甚至率先证实了索南多项式的东方女性，触碰诺贝尔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 然而，所有关于学术桂冠的预言，都在一九五六年的归国浪潮中戛然而止，那一年，当回国的轮船驶入中国海域，这位看过无数繁杂数据的女科学家，在甲板上看到五星红旗时竟失控大哭。 她深知这归途来之不易——为了争取她这样的科学家回国，周总理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上，甚至拿出了美军战俘作为谈判筹码。 美国人显然知道王承书的价值，在海关登船前，安检人员甚至粗鲁地割开了她的皮鞋鞋跟，拆散了随身钢笔，把九百公斤的书籍资料翻得一片狼藉，企图搜出一卷微缩胶卷，但他们搜不走藏在她脑子里的智慧，也拦不住那颗滚烫的心。 真正的“断舍离”发生在一九六一年，当钱三强神情严肃地找到她，把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最后一张底牌——铀浓缩技术的攻关任务交到她手上时，摆在她面前的是三个近乎残酷的条件：隐姓埋名、不发论文、断绝外界联系。 这意味着，这位在这个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，要在学术界“消失”，没有片刻犹豫，她在保密协议上签下了“王英”这个陌生的名字，留给丈夫一张写着“别找我”的字条，便一头扎进了茫茫戈壁。 青海的荒原不讲情面，对于用惯了美国顶级实验室设备的王承书来说，这里只有简易帐篷和漫天黄沙，最精密的“计算器”是老式算盘，而数据核算的量级高达十万组。 冬天的戈壁滩冷到骨髓里，钢笔里的墨水冻成冰疙瘩，她就只能像呵护幼崽一样，把钢笔揣进贴身衣物里捂化了，写几个字，冻住了再捂。 饿了就是硬得像石头的馒头，渴了就是一口冷水，在最艰难的技术瓶颈期，她索性把铺盖卷搬进了那一无所有的“实验室”，甚至不得不借助于几十年前那本用英文写满批注的笔记，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重新推演。 十七年间，她无数次望着北京的方向发呆，却把那位想念她的丈夫、那个正处于青春期需要母亲的儿子，狠狠压在心底最深处，她并非铁石心肠，只是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那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所有的牺牲都找到了出口。 当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，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天际时，现场所有的男人都在欢呼雀跃，甚至把帽子抛向空中，只有王承书，这个一贯信奉“科学不相信眼泪”的女人，蹲在地上，双手死死捂住脸，浑身剧烈颤抖，泪水从指缝里无声地汹涌而出。 聂荣臻元帅在那晚的庆功宴上特意向她敬酒，她虽然举杯，心却早就飞回了满是数据的桌前，因为她知道，“可以回家看看”的邀请虽然诱人，但还没到能心安理得离开的时候——同位素分离研究，还需要她。 于是，又是十几年的隐忍与坚守，直到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终于站在了一九七八年的家门口，丈夫那句含泪的“回来了就好”，才为这漫长的分离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。 晚年的王承书，家徒四壁，唯一的“奢侈品”是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张原子弹爆炸的照片，她把一生积蓄悉数捐给了希望工程，甚至在遗嘱里把自己那副饱经风霜的身体也捐给了医学院。 她临终前反复念叨的“不够”，像一记重锤敲在所有人心上，她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多，可历史不会忘记，在那段没有硝烟的岁月里，正是这样一位弱女子，用一把算盘、一身布衣和十七年的沉默，硬生生撑起了中国人挺直腰杆的底气。 主要信源：（人民网——王承书：一生的三次“我愿意”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