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南京，一个不知名的池塘边，鬼子正在演练怎样砍头。在一个宁静的小池塘旁，几棵苍劲的大树在风中摇曳，树影斑驳。 那是深秋的南京，城破的硝烟还未散尽，连池塘的水都泛着灰败的颜色。岸边的枯草被踩得东倒西歪，两个穿着破旧棉袍的中国人跪在泥地里，额头紧贴着冰冷的地面，指节因为用力抓着泥土而泛白。 他们的身后，二十多个鬼子围成半圈，军帽下的眼睛像盯着猎物的狼。有人用刺刀挑着地上的碎石，有人低声交谈，偶尔发出几声短促的笑，那笑声混着风声，像碎玻璃碴子扎进人的耳朵。 一个挎着军刀的鬼子军官往前走了两步，军靴碾过一片枯叶，发出“咔嚓”一声脆响。他弯腰，粗糙的手掌在其中一人的后颈上拍了拍，像是在掂量一块肉的分量，随即手指猛地收紧，那人的身体剧烈地抖了一下，喉咙里挤出“饶命”两个字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叫。 这场景让人想起城里另一些画面：紫金山下的战壕里，士兵们抱着炸药包冲向坦克；夫子庙的断壁后，学生们用粉笔在墙上写“还我河山”。同样是南京，同样面对枪口，有人选择站着死，有人选择跪着生。 是生存本能的驱使，还是绝望磨平了骨气？或许在连续数月的轰炸和屠戮后，恐惧早已钻进骨髓——当反抗的代价是全家被屠，当逃跑的可能是死无全尸，跪地求饶成了最后一根稻草。 但历史记得更清楚：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嚼着棉絮战斗到最后一口气；赵一曼在酷刑下写下“未惜头颅新故国，甘将热血沃中华”。他们也怕死，却选择让死成为照亮黑暗的火种。 那两个跪地的中国人最终的结局，史料里没有记载。但池塘边那几棵大树记得，它们的年轮里刻着1937年的冬天，刻着侵略者的刀光，也刻着一个民族不能忘却的疼痛——疼痛不是因为屈服，而是因为本可以有另一种活法。 如今，那池塘早已干涸，原址上建起了纪念馆。玻璃展柜里，一双磨损的布鞋静静躺着，鞋底的血迹已经发黑，那是当年一个士兵冲锋时留下的。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：他叫什么，没人知道，只知道他没跪下过。 风吹过纪念馆的广场，国旗在旗杆顶端猎猎作响。这声音里，有当年未能喊出的怒吼，也有今天必须握紧的拳头——因为我们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活着，从来不是苟延残喘，而是像树一样，把根扎进土里，脊梁朝着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