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9年，邓颖超提出自己病重时实行安乐死，江主席批示：可敬可佩。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“关注”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，感谢您的强烈支持！ 邓颖超同志晚年躺在病床上，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。 阳光每天从病房的东窗移到西墙，规律得让人感到一种沉静的无奈。 严重的肺病和其他老年疾病消耗着她的体力，但在清醒的时刻，她的眼神依旧澄澈坚定。 那时，她反复向身边工作人员和中央提及一个愿望： 当生命走到尽头、医疗手段已无回天之力时，请不要再进行抢救，让她平静离去。 这个后来被称为“安乐死”的请求，并非一时之念，而是根植于她毕生的信念和对生命尊严的深刻理解，其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那个寒冷的冬天。 那一年，与她相濡以沫数十载的伴侣周恩来总理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与癌症进行着极为痛苦的抗争。 作为最亲密的战友和陪伴者，邓颖超目睹了现代医学如何尽力延续生命，同时也目睹了不可逆转的病痛所带来的巨大折磨。 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 她后来坦言，看到总理承受的痛苦，她觉得离去或许是一种解脱。 但她也深知，以总理的身份和人民的感情，没有任何人能做出“放弃”的决定。 这份夹杂着心痛与理性思考的记忆，成为她日后思考生命终点问题的起点。 进入暮年，邓颖超同志以一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冷静，开始筹划自己的身后事。 她认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如同机器老化，过度的、无意义的维修只是浪费资源。 她一生秉持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，最不愿在生命的尽头，因无望的抢救而耗费国家宝贵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 在她看来，那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。 因此，早在1982年，她就对亲属明确表达了“病重不抢救”的意愿，并将此郑重写入书面报告，正式向中央提出申请。 这在她心中，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最后时刻所能做的、最彻底的节约与奉献。 她的思考并未局限于个人。 邓颖超同志将“安乐死”视为一个值得全社会严肃探讨的伦理议题。 1988年，当听到广播节目讨论相关内容时，她主动去信表示赞同，并公开自己的选择，希望以个人实践推动观念进步。 1989年，她再次通过正式渠道提出请求。 她的立场始终清晰而坚定，体现了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理性。 然而，她的理性请求遇到了深厚的情感壁垒和当时尚属空白的制度环境。 她的崇高威望与人民对她发自内心的爱戴，使得“不抢救”这个决定，在情感和操作上都异常艰难。 1991年，她病情危重入院。 在意识尚清时，她多次对医护人员表示“不要抢救了”，但得到的总是温暖的安慰与鼓励。 出于崇高的敬意和人道主义精神，医疗团队制定了积极方案，希望通过手术争取时间。 当组织上征求她意见时，她望着同志们殷切的目光，最终将个人坚持暂且放下，轻声说： “那就艰苦奋斗吧。” 手术在医学上取得了成功，延长了她的生命。 但邓颖超同志对自身状况保持着惊人的清醒。 1992年夏天，病情再度恶化，在弥留之际，她最后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意愿： “如果确实没有希望，就让我安乐死吧。” 她平静地阐述了自己的生死观： “人们常说‘好死不如赖活着’，但我觉得，能健康地、为人民工作地活着，才有意义。像我这样躺在床上，不能工作，还要麻烦那么多人，这样的生命没有价值。” 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，这位伟大的女性还是在1992年7月11日逝世。 最终，她关于“安乐死”的具体愿望未能实现。 这并非不尊重，恰恰是因为她在人民心中不可替代的分量，以及当时社会伦理与法律实践的局限。 人们无法也不忍执行她那极度理性的嘱托。 然而，她遗嘱中贯穿的另一核心精神：彻底的节俭与忘我，得到了严格遵循：丧事一切从简，骨灰撒入她与周恩来总理共同热爱过的祖国山河大海。 邓颖超同志晚年的这份坚持，展现了一位唯物主义者面对生死的理性光芒，一位革命者将奉献贯彻到生命终点的纯粹党性。 她的请求，折射出个人理性、集体情感与时代条件之间的复杂关系。 虽然具体愿望因历史条件未得实现。 但她直面死亡的勇气、以及不愿丝毫拖累国家和人民的忘我精神，已成为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，长久地引发后人关于生命、尊严、质量与责任的深沉思考。 主要信源：（环球在线——揭秘:没有直系亲属 邓颖超怎样立遗嘱?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