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大姐的老公去世，她带三个孩子改嫁，一起又生活了八年了，但因为没领结婚证，如今老公要把她赶出家门，她面临无家可归的窘迫结局。前几天我去看大姐，一进门就看见她坐在沙发上抹眼泪，三个孩子缩在房间里不敢出来，家里的行李箱摆了一地，看着就揪心。 我大姐命苦。 头婚老公走得早，她一个人拖着三个半大孩子，在县城租着顶楼的毛坯房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，硬是把孩子一个个喂到能自己上学。 后来经人介绍，认识了现在这个男人。 他说会把孩子当亲生的疼，她信了。 这一过就是八年。 红本本没扯，当时他说“都是二婚，折腾那干啥”——现在想来，那话像根没扎深的桩，风一吹就倒。 前几天我去看她，刚按门铃就听见屋里有东西摔碎的声音。 门开着条缝，我推进去时，大姐正坐在沙发上抹眼泪，沙发套上那块干了的泪痕，看着比新哭的还让人揪心。 三个孩子缩在房间里，老大把老二老三往衣柜里塞时，最小的那个攥着的奥特曼掉在地上，塑料翅膀磕出个小缺口，孩子没敢捡，光咬着嘴唇发抖。 地上横七竖八躺着行李箱，最大那个轮子卡着地毯线头，像只瘸了腿的老狗，动也动不了。 “他说……这房子是他婚前买的，我跟孩子都是外人，得走。”大姐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，“昨天半夜就让收拾东西，说今天必须搬完。” 我蹲下去帮她捋行李箱的拉链，指腹蹭过箱子侧面——那里贴着去年夏天带孩子们去海边的照片，她搂着三个孩子笑，背后的浪花白得晃眼。 八年啊，给三个孩子做了多少顿饭，洗了多少件衣服，孩子半夜发烧时是谁背着往医院跑，他加班晚归时是谁留着一盏玄关灯——怎么就成了“外人”？ 老大突然从门缝里探出头，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纸，是上周家长会的回执，她爸的名字签在“家长”那一栏，现在看着像个笑话。 “小姨，我们能不能不搬家？”老二小声问，手指抠着门框掉漆的地方，“我明天还要交手工课作业，胶水在书包里，箱子太满了塞不进去。” 大姐突然就哭出声了，不是之前那种默默掉泪，是捂着嘴蹲在地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像被人抽走了骨头。 最小的孩子“哇”地哭起来，从衣柜里钻出来，扑到大姐怀里，小胳膊紧紧搂着她的脖子，“妈妈不走，妈妈不走”。 我摸着孩子后背，忽然想起八年前大姐改嫁那天，也是这三个孩子，怯生生地叫那个男人“叔叔”，他当时笑着摸老大的头，说“以后就是一家人了”。 一家人？原来“一家人”是可以说散就散的吗？ 没有结婚证，法律上就不算夫妻；没有共同财产证明，这八年的付出就像泼出去的水，连个响儿都留不下。 短期看，大姐带着孩子确实没地方去，她那点积蓄早就贴补家用了，县城的房租又涨了不少；可长远呢？孩子们刚适应这里的学校，刚交到新朋友，再搬家，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永远是飘着的，没有根？ 我把最大的行李箱合上，拉到门口，“先去我那儿住，我房间小是小，挤挤总能睡下。” 大姐抬起头，眼睛肿得像桃子，“那你……” “我睡沙发，没事儿。”我从包里掏出手机，“我下午请了假，先带你去问问律师，看看能不能争取点什么——就算房子要不回来，这八年的抚养费、补偿金，总该有个说法吧？” 老大把奥特曼捡起来，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，塞到我手里，“小姨，这个给你，它会保护人的。” 我捏着那个冰凉的塑料小人，看着地上的行李箱——轮子还卡着地毯线头，但至少，我们能把它拉走了。 大姐抹了把脸，眼泪还在掉，嘴角却慢慢扯出个笑，“走，搬家。”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她沾着泪痕的手背上，也落在孩子们慢慢挺直的背上。 或许日子难，但只要人还在，家就还在，不是吗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