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？不夸张的说，安乐死一旦被放开，那就是穷人的噩梦……

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？不夸张的说，安乐死一旦被放开，那就是穷人的噩梦…… 这是全球实践经验的真实总结，更是无数弱势群体用血泪印证的残酷现实。 癌症晚期、渐冻症以及重度残疾患者的痛苦往往是难以言喻的，然而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，允许医生直接结束患者生命的却仅有少数。 首先得说句实在话，安乐死看似是“解脱”，可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里，最先被“解脱”的往往是穷人。富人得了重病，能住最好的医院，用最贵的止痛药，享受顶尖的安宁疗护，哪怕到了终末期，也能靠先进医疗技术减轻痛苦、延长生命，他们很少会走到“只能选安乐死”的地步。 可穷人呢？别说高端治疗了，有时候连基本的止痛药物都凑不齐，家里的积蓄很快被病魔掏空，看着亲人被病痛熬得不成人形，自己却连一点缓解的办法都没有，这时要是有“安乐死”这个选项，很可能就成了走投无路下的被迫选择。 就像1986年我国陕西汉中的那个案子，农村妇女夏素文得了肝硬化腹水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家里根本负担不起长期治疗，医生蒲连升在家属恳求下实施了安乐死，虽然最后法院判了无罪，但这背后藏着的穷人就医难的无奈，谁看了不揪心？ 再看看那些已经放开安乐死的国家，穷人的处境更是让人脊背发凉。荷兰是第一个给安乐死立法的国家，2001年法案生效后，安乐死的人数就一年比一年多，2022年已经达到8720起，占全国死亡人数的5.1%，短短十几年增长了好几倍。 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荷兰不同地区的安乐死比例差得离谱，收入最低的三个地区，安乐死发生率居然是最高地区的25倍之多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没钱没资源的穷人，更容易被逼到选择安乐死的绝境。 比利时的情况更糟，2002年刚合法化时只有24起案例，到2023年直接飙升到3423起，短短二十多年翻了一百多倍。 更可怕的是，这里面还有89人是因为抑郁症之类的心理问题被实施安乐死，甚至有个叫蒂娜·尼斯的女性，只是因为情感破裂、患有精神疾病，就被医生诊断为“人生失败”而执行了安乐死，她的家人喊冤十年都没结果。 这些案例里，穷人占了绝大多数，他们不是真的想放弃生命，而是实在扛不住病痛和贫穷的双重打击。 还有个更残酷的现实，安乐死一旦合法化，很容易变成某些人“省钱”的工具，而被牺牲的还是穷人。 有些家庭里，老人得了重病，治疗要花大价钱，子女可能会旁敲侧击地劝老人“选安乐死，别拖累大家”；有些医疗机构为了节省资源，也可能会引导经济困难的患者选择安乐死，毕竟治疗一个重症病人的成本，远比一次安乐死高得多。 哥伦比亚就是个典型例子，这个国家虽然允许安乐死，但形成了鲜明的双轨制：富人花2000美元就能自主选择时间和医生，舒舒服服地结束生命； 而穷人只能走公共医疗体系，要反复提交申请，被层层官僚主义刁难，很多人等不到审批就已经在痛苦中离世，还有人因为付不起费用，只能被迫接受安乐死。这种“富人享治疗，穷人享安乐死”的不公，难道不是对穷人生命的漠视吗？ 很多人觉得安乐死是“个人选择”，可在贫富差距面前，穷人根本没有真正的“选择权”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早就说了，全球只有不到5%的国家实现安乐死合法化，多数国家的立法者都清楚，以现在的社会治理和医疗保障水平，合法化带来的风险远大于收益。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，要是允许他们主动结束患者生命，不仅违背了医学伦理，更可能让医疗行业变味——当治疗不如“安乐死”省钱，穷人的生命权还能得到保障吗？ 世界医学会也多次强调，现代医疗已经能缓解90%以上终末期患者的痛苦，根本不需要靠安乐死来解脱，真正该做的是完善医疗保障，让穷人也能享受到止痛治疗和安宁疗护，而不是把“安乐死”当成逃避责任的借口。 更让人担心的是，安乐死的适用范围很容易越放越宽，最后彻底吞噬弱势群体。比利时一开始只允许绝症患者申请，后来扩展到未成年人，再后来连心理疾病患者都能申请；荷兰也出现过医生给脑退化患者执行安乐死被起诉的案例，说明就算有严格的法律限制，也挡不住滥用的风险。 要是我们也放开安乐死，那些孤寡老人、残疾人、低收入家庭的重病患者，会不会成为最先被“优化”的对象？他们没有足够的话语权，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，在“减轻痛苦”“不拖累别人”的道德绑架下，很可能被迫做出违背本心的选择。 说到底，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，从来不是冷漠，而是看透了背后的风险，是在为穷人筑牢一道生命安全网。生命是平等的，不能因为没钱治病，就被剥夺活下去的权利；缓解痛苦的方式有很多，不能因为省钱省事，就选择最极端的安乐死。 我们真正该做的，是完善医疗保障体系，让穷人也能看得起病、减得了痛，而不是打开安乐死这个潘多拉魔盒，让穷人沦为不公制度的牺牲品。 那些喊着“支持安乐死”的人，可能永远不会明白，当一个人连活下去的底气都没有时，所谓的“自主选择”，不过是穷人的绝境悲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