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6月，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，中国核计划陷入困境，然而一位苏联专家临走时却说：“我们走了，你们还有王淦昌！”此时，王淦昌在学术领域刚取得突破，有关部门找到王淦昌时，54岁的他思索片刻，回复：“我愿以身许国！” 当时的王淦昌是个什么段位？这么说吧，如果他不回国，或者如果不转行搞核武器，他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之一。 1959年，王淦昌52岁，正是科学家最黄金的年龄。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，刚刚领导发现了“反西格玛负超子”。这一发现轰动了全球物理学界，直接让他成为了世界级的物理学大拿。 就在他名满天下的时候，一纸调令来了。 1961年，二机部的刘杰部长和钱三强找到了王淦昌。见面的气氛很严肃，刘杰也没绕弯子，直接摊牌：国家要搞原子弹，现在最缺的就是领头人，希望你能放弃现在的基本粒子研究，转行搞核武器研制。 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 这就好比让一个正在冲击奥斯卡影帝的演员，突然让他去剧务组管盒饭，而且还是在一个没人知道的荒岛上管一辈子。这不仅是学术方向的巨大跨越，更是对自己前半生心血的“清零”。 而且，还有一个更苛刻的条件：绝对保密，断绝一切海外联系，甚至不能用真名。 此时的王淦昌，已经54岁了。 他坐在那儿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也许他在想自己未完成的实验，也许在想家里的妻儿。但那仅仅是片刻的思索。 紧接着，他说出了那句震耳欲聋的话：“我愿以身许国！” 就这一句，把我看哭了。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就是这么实实在在的六个字。 随后，王淦昌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两个字——“王京”。 从那一刻起，世界物理学界赫赫有名的王淦昌“死”了。在荒凉的西北戈壁滩上，多了一个叫“王京”的老头。这一消失，就是整整17年。 苏联专家走的时候留了个心眼，关键数据全是错的，或者根本不给。特别是原子弹的核心技术——爆轰物理，那是绝对的禁区。 王淦昌到了基地，面对的是什么环境？那是真正的“一穷二白”。没有先进的计算机，没有现成的数据。那时候的运算工具是什么？是算盘，是计算尺！ 虽然条件艰苦，但王淦昌这帮科学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。毛主席都说了：“不管什么国，不管什么弹，原子弹、氢弹我们都要超过他们！” 王淦昌带着年轻人，在戈壁滩上没日没夜地干。那时候生活苦啊，喝的是咸得发苦的碱水，吃的是夹杂着沙子的馒头。就像资料里提到的那样，大家都是勒紧裤带，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王淦昌展现出了惊人的学术造诣。针对原子弹的点火方式，当时世界上主要有“枪法”和“内爆法”。苏联人没教我们，美国人封锁我们。王淦昌凭借深厚的物理功底，硬是带着团队，在一堆乱麻中理出了头绪，大胆提出了用炸药透镜实现内爆的方案。 为了验证数据，这位年过半百的大科学家，经常顶着零下几十度的寒风，亲自去爆破现场。这哪里是做实验，这简直是在玩命。 时间来到1964年10月16日。 罗布泊腹地，一声惊雷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。 宋任穷虽然已经调离了二机部，但他一直守在电话旁。当听到刘杰传来的喜讯时，我想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。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！ 这个消息传遍世界的时候，那些曾经嘲笑中国“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”的人，彻底闭嘴了。而那个说“你们还有王淦昌”的苏联专家，估计也会在心里暗暗感叹：看吧，我就知道中国人能行。 但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？ 是王淦昌们17年的隐姓埋名。在这17年里，他不能发表论文，不能参加国际会议，甚至除夕夜都不能回家。在国际物理学界，大家都以为王淦昌“失踪”了，甚至有谣言说他已经被清洗了。 直到1978年，王淦昌被任命为核工业部副部长，“王京”这个名字才重新变回了“王淦昌”。 咱们现在回头看，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那么“傻”？ 放着国外的优厚待遇不要，放着诺贝尔奖不去争，非要跑到戈壁滩吃沙子？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：没有国，哪有家？没有剑在手，咱们就永远只能做别人案板上的肉。 王淦昌老先生后来回忆这段往事，说得特别云淡风轻。他觉得，自己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，就是选择了“以身许国”。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那种纯粹的爱国情怀。但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，正是靠着王淦昌、邓稼先、宋任穷这些人的硬骨头，咱们才挺直了腰杆。 我们走了，你们还有王淦昌。 这句话，是对手的最高赞誉，也是我们民族的幸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