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6年，晚清官员在德国发现了一件国宝，明知索要无望，便通过交涉将上面的文字拓印了下来，如今已经是世界上仅存的孤本！ 这件事的关键人物是端方，当时正随“出洋考察政治大臣”使团在欧洲考察宪政。他本职是官员，却酷爱金石碑刻，出访途中总会抽空探访各地博物馆。 那年秋天，他走进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，一块断裂的石碑吸引了他目光。碑面布满裂痕，底部莲座仍存，碑文字体挺拔，隶书笔意明显。 他看了很久，眉头越皱越紧。 馆藏标签上写着：北凉造佛寺碑，445年所刻，出自吐鲁番旧址。端方心中一惊。他知道，这不是寻常文物，而是北凉沮渠氏在高昌时期活动的关键证据。 中国史籍中对北凉东迁后记载极少，这块碑几乎填补了一段断代历史。他当场询问是否可拍照或索要拓本，馆方以石质脆弱为由回绝。 端方没有放弃，连续三天前往交涉，终于换来一次拓印的机会。 问题是，使团中无人会拓碑，端方只好安排随行厨师照着他画的步骤操作。第一张拓本成功，碑文清晰。准备拓第二张备用时，厨师手滑，拓纸压裂碑面。博物馆立即中止作业。 最终，端方只带走一张完整拓本和一张残本，运回国内。 这份拓本回国后，被端方裱为长轴，邀请缪荃孙、黄绍箕等名士题跋。此后数年，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常展示此物，与友人讨论碑文史料与书法结构。 他认为此碑是研究魏晋北朝艺术的实证依据。1909年，他亲自将碑文内容抄录入《石刻汇编》初稿。 1911年，端方因清廷任命为川汉铁路督办，赴四川镇压保路风潮。同年11月27日，在资中遭新军第八镇三十一标起义军袭杀，遗体被弃于禹王宫。 碑拓未随其一同赴川，留在武昌。 战乱期间，端方后人将拓本售予藏家李钦，后流入李章汉之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章汉将拓本捐赠给国家博物馆。 原碑则在二战中于柏林毁于战火，至此世上仅存这份拓片，价值无法估量。 这件事表面是文物拓印，实则浓缩了晚清国势衰败、文物流失与个人坚守之间的复杂张力。端方没有政权所赐的外交话语权，只能靠一己执念留下文化火种。 他或许没有想到，那块曾令他日日奔走的碑文，终成百年后的唯一原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