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南京。保密局的特务已经把上万名共产党员的处决名单划好了红叉，就等一声令下。 结果，一个自己人，把这事给搅黄了。 那段时间，司法行政部里来了一道公文，要成立一个调查机构，专门处理战后日本侵华的罪证工作。这个任务被交到了杨兆龙手上。 杨兆龙，江苏金坛人，早年留学哈佛，拿了法学博士，还在柏林大学进修过。八国文字说得比南京口音还流利，审理案子一丝不苟。 没有人会怀疑，这样一个站在国民党体制核心位置上的人，会突然把刀口调了个方向。 东京审判开始前，杨兆龙临危受命，带领战犯罪证调查小组，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日军的罪证材料。不到一年，他组织七百多人收集了三十多万份证据，全数翻译成英文，寄往东京。 这些材料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硬的铁证，也让杨兆龙的名字第一次在国际法律界被重视。 可在南京本地，特务的枪口已经架在监狱门口。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朱成学、华彬清已被关押将近一年，许多原本应被作为和平谈判对象的政治犯，却被列上了“秘密处理”名单。 蒋介石撤离，李宗仁形同虚设，真正握刀的，是毛人凤。 杨兆龙翻着名单，脸都白了。他知道这些人中的不少，是他亲手从战后各地抓来做证人用的进步学者，现在居然成了待宰羔羊。 沙轶因找上门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已经翻江倒海。这位中共地下党员是他的妻妹，说话干脆，劝他出手相救。这不是一般人能答应的事。 他对着妻子沙溯因吼过、哭过，也沉默过。那段时间，他深夜睡不着，常一个人坐在屋角抽烟，一抽就是一包。 白沙出现之后，杨兆龙坐下来了。他听了整整一夜。白沙不是光说理念，而是把南京地下党的策略、计划、路线全部拿出来分析。 杨兆龙没吭声，第二天早上他亲自去了司法行政部。 他找到了张知本，用“释放政治犯是展现诚意”的话术，促成了一份由行政院签发的提案。可就在这节骨眼，李宗仁飞去广西避风头，提案搁置。 杨兆龙没等，直接飞过去堵人。文件被李宗仁签下的那一刻，他没有高兴，而是马上赶回南京，下令全国一周内完成释放。 这一纸命令救了多少人，后来没人能说清。只知道南京解放前十天，朱成学被放了，上海也有几百人重获自由。 这批人里，有的成了后来的原子能研究员，有的参与了长江大桥建设。 一个人能救多少人？一支笔能挡多少枪？杨兆龙没想过。他只是在那个时候，做了他认为“对”的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