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，数名开国元勋联名向中央提出请求，寻找一位“代号OX”的国民党狱警，找到后享18级待遇。 受影视剧影响，很多人看到国民党狱警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穷凶极恶、心狠手辣，以拷打犯人为乐的恶棍形象。但也有这么一位国民党狱警，他非但不折磨犯人，反而还尽可能保护他们，最终帮他们逃出生天。 1950年的中南海，一封联名信被递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。署名栏里，罗广斌、杨益言等十几位从重庆白公馆、渣滓洞走出来的幸存者字迹颤抖，旁边还附了几位开国元勋的亲笔批注：“此人是数十位同志的救命恩人，务必寻到，按18级干部待遇安置。” 要知道，建国初期的18级待遇，对应着县级干部级别，每月有固定工资、粮油补贴，还有单位分配的住房——在百废待兴的年代，这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优待，足见大家对这位“OX”的感念之深。 “OX”的真实名字叫杨钦典，河南郾城人，1940年被抓壮丁塞进国民党军队，1946年被调往白公馆当看守。刚到白公馆时，他跟着老狱警学“规矩”：不许和犯人多说一句话，不许给犯人多一口水喝，见到有人传递纸条要立刻上报。 可他看着狱里的人——有头发花白的学者，有抱着孩子的女同志，还有二十出头的学生，他们明明被铁链锁着，却总在没人的时候小声唱《国际歌》，甚至会把省下的窝头分给饿得走不动路的狱友。江竹筠被拷打后回牢房，连坐都坐不稳，还忍着疼教年轻狱友学文化，杨钦典躲在门外看，心里第一次犯了嘀咕：“这些人看着不像坏人啊，为啥要这么对他们？” 他开始悄悄破例。每天送水时，他会多给江姐的牢房留半瓢；罗广斌他们偷偷写《挺进报》缺纸，他就把自己办公用的草稿纸揉成团，趁倒垃圾时塞进门缝；有一次特务要提审狱友黄显声，提前交代要“好好伺候”，杨钦典故意慢吞吞收拾刑具，拖到特务不耐烦先走，才低声提醒黄显声：“等会儿别硬扛，他们要啥就说些无关紧要的，保命要紧。” 这些小动作没逃过其他看守的眼睛，有人警告他：“你小子想通共？小心连命都没了！”杨钦典嘴上应着，背地里还是照做不误，他后来回忆：“我就是个种地的出身，不懂啥主义，可我知道啥叫良心，这些人没害过谁，不该遭这份罪。” 1949年11月27日，重庆解放的前三天，白公馆突然接到“处决所有犯人”的命令。枪声从渣滓洞方向传来，杨钦典攥着钥匙的手直抖——他看着罗广斌被押到院子里，眼看就要被推上刑场，罗广斌突然回头，用口型对他说：“救救我们，解放军来了！”那一刻，杨钦典脑子里闪过江姐说过的话：“黑暗不会长久，只要有人肯站出来，光明就会来。” 他咬咬牙，趁其他看守去领赏的空档，偷偷打开了牢门的暗锁，又从值班室拿出自己的通行证塞给罗广斌：“从后山小路跑，那边有片竹林，能躲人！” 他守在门口假装巡逻，听到特务回来的脚步声，就故意打翻水桶拖延时间，直到确认狱友们都跑远了，才翻墙逃出白公馆。重庆解放后，他不敢露面，怕被当成国民党特务抓起来，连夜扒火车回了河南老家，拿起锄头重新种地，再也没跟人提过白公馆的事。 中央调查组根据幸存者描述的特征——河南口音、左眉有颗痣、个子不高，跑了重庆、河南十几个县市，终于在郾城的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他。 杨钦典见到调查组的人，第一反应是躲进柴房，直到看到罗广斌的亲笔信，他才抱着信哭出声：“我还以为这辈子没人知道我做过啥了……”有人提出异议，说他曾是国民党狱警，不该享受18级待遇，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：“评判一个人，看的不是他穿的衣服，是他做的事。他救了几十条革命的火种，这份功劳，配得上这份待遇。” 后来杨钦典被安排到重庆的机关单位工作，他把罗广斌送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带在身边，书页翻得卷了边。晚年他常去白公馆纪念馆当义务讲解员，指着当年的牢门说：“那时候我就想，不管啥时候，良心不能丢。” “OX”从来不是冰冷的代号，是黑暗里的一束光。在那个善恶交织的年代，一个普通的狱警，用最朴素的良心做出了选择，这选择不仅救了别人，也照亮了自己。革命的胜利从不是孤军奋战，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善意，那些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，都是铺向光明的砖石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