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国不爆发光荣革命,法国霸权就不会衰弱? 如果1688年的光荣革命没有发生,法国霸权的衰弱进程极有可能被延缓甚至改写。 这不是简单的假设推演,而是基于欧洲近代权力逻辑的必然——当英国始终保持着詹姆斯二世时期的天主教倾向与君主专制传统,法国将避免其霸权扩张中最致命的对冲力量。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本已具备构建欧陆霸权的基础。 1667年遗产战争后,法国陆军规模达12万,是英国常备军的12倍;1685年废除《南特敕令》虽引发新教徒逃亡,却强化了国内宗教统一,为持续战争提供意识形态凝聚力。 此时的英国若未发生光荣革命,詹姆斯二世的亲法政策会让英吉利海峡成为法国的内海:1686年英法秘密条约中,詹姆斯承诺不干预法国对荷兰的军事行动,作为交换,路易十四每年提供30万英镑补贴——这笔钱足以维持法国海军1/3的战舰开支。 这种情况下,1672年法荷战争的结局可能重演:荷兰海岸线被法国陆军碾压,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融资本被迫向巴黎转移,欧洲贸易霸权从莱茵河转向塞纳河。 光荣革命的关键变量在于让英国成为"反法同盟的发动机"。 威廉三世带来的不仅是新教君主,更是荷兰的金融技术与海权思维。 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,使英国能以3%的利率发行国债,而同期法国靠卖官鬻爵筹款的成本高达10%。 这种财政能力的代差,在1701-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彻底显现:英国为同盟国提供了3600万英镑补贴(相当于法国全年财政收入的1.5倍),资助奥地利在意大利牵制法军,同时用海军封锁土伦港。 若英国仍是天主教君主国,路易十四无需在1697年签订《里斯维克和约》,更不会在1713年的《乌得勒支条约》中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——这两份条约让法国丧失了3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15%的人口。 法国人口结构的恶化,本质上是长期对抗英国消耗的结果。 1700年法国人口2150万,仍占欧洲1/5,但持续40年的反英战争(1688-1714)导致120万男性青壮年死亡,相当于每10个家庭失去一个劳动力。 更致命的是战争税的征收方式:路易十四对农民征收高达40%的土地税,却对贵族免税,迫使农民通过节育维持小块土地——这种"马尔萨斯式防御"在1804年《民法典》均分继承制下固化,最终导致1870年普法战争时法国人口被德国反超。 若没有光荣革命引发的持续战争,法国本可将资源投入北美殖民地开发(1682年拉萨尔已宣称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领土),通过海外扩张缓解人口压力,而非陷入欧陆消耗战。 经济层面的剪刀差同样源于英国的崛起。 光荣革命后确立的议会主权,让英国商人获得了产权保障,1700年伦敦的商船吨位已达法国的3倍。 当法国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时留下20亿里弗尔债务(相当于GDP的200%),英国却通过国债市场将战争开支转化为工业资本。 这种差异在1756-1763年七年战争中彻底显现:英国能同时在欧洲、北美、印度三线作战,而法国因财政枯竭不得不放弃加拿大——失去北美皮毛贸易和路易斯安那粮仓后,法国的粮食自给率下降18%,进一步加剧人口生育抑制。 最被忽视的是海权与陆权的战略对冲。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本有机会建立"两洋帝国":1686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在本地治里的驻军达6000人,远超英国东印度公司的2000人。 但光荣革命后英国皇家海军的年预算从100万英镑增至1713年的350万英镑,1704年直布罗陀海战全歼法国地中海舰队,彻底封锁了法国与印度的联系。 失去东方贸易的法国,不得不将更多资源投入欧陆陆军——1789年法国陆军开支占财政44%,而英国海军开支仅占28%,这种畸形的资源分配最终引爆了大革命前的财政危机。 历史的吊诡在于,法国霸权的衰弱并非源于自身制度的绝对落后,而是遭遇了一个因光荣革命而基因突变的对手。 当英国从君主专制的欧洲边缘国家,蝶变为议会制、新教、海权三位一体的复合霸权,法国的欧陆优势便被系统性抵消。 如果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王朝持续,英国可能继续扮演法国的"离岸平衡手"而非死敌,路易十四的"天然疆界"梦想或可实现,法国人口危机也可能因海外殖民地的人口输出而缓解。 这种情况下,19世纪的欧洲地图或将重绘:巴黎可能成为比伦敦更庞大的金融中心,法语而非英语主导国际贸易,而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——三级会议的财政危机——也可能因没有持续百年的反英战争而推迟爆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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