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微风]1976年1月8日，对于韩宗琦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，他负责解剖周恩来总理的

[微风]1976年1月8日，对于韩宗琦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，他负责解剖周恩来总理的遗体，此时距离周总理离世仅仅才过了3个小时。   周恩来生前主动提出要解剖自己的遗体，希望自己的身体能为国家的医学研究提供样本，为公共医疗做点贡献。   负责解剖的韩宗琦副院长回忆说，当时癌细胞的扩散已经到了总理的肝脏、肺部甚至大脑，但只要身体稍微好转，周恩来就会坚持处理公务，他的身体所经历的苦难，是他奉献精神最沉默也最有力的证明。   邓颖超特意要求保留总理生前的病容，拒绝神化，要向世人展示一个为国家操劳到生命枯竭的真实形象。   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殿华八个月后再见总理时，已经认不出他脱形、眼眶和脸颊深深凹陷的面容，遗体上未愈合的创口和十三道旧手术疤痕，见证了他生前的辛劳。   周恩来的身后事是一场“剥离”仪式，工作人员为他换上常穿的旧中山装，然后轻轻摘下他腕上的“上海牌”手表和胸前的“为人民服务”像章，剥离所有个体与公仆的外在标识，让他回归纯粹的人。   最彻底的剥离是不保留骨灰，邓颖超亲自打开骨灰盒，告诉周恩来“你的愿望实现了”，然后骨灰被撒向北京上空、密云水库、天津海河、黄河入海口，回归他所服务的大地与人民。   遗体告别被安排在北京医院一间不足百平方米的太平间，狭小简陋，完全符合他“后事处理不要超过任何人”的遗愿。   周恩来曾明确表示不希望开追悼会，这让李先念等领导人左右为难，毕竟“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”，他个人的谦逊和公众的时代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冲突。   1976年1月7日晚，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与人交谈，当时他嘱咐主治医生吴阶平，去照顾其他更需要的病人。  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，气管被堵塞，医生准备进行插管时，已经无法言语的他用尽全身力气微微点头，表现出克制、愿意配合的样子。   最终，为了回应汹涌的民意，追悼会还是如期举行，当灵车驶过长安街时，道路两旁自发聚集起无数送行的群众，形成了震惊中外的“十里长街送总理”的场景。   人民用最朴素真诚的方式为他建立了一座无形的丰碑，这场“缺席”的告别中，他没有留下墓碑，却把名字刻在了山川河流之上；他试图抹去个人痕迹，却被亿万人民深深铭记在心底。   信源：北京日报 今天,缅怀周恩来总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