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西咸阳，一女子婚后多次遭遇丈夫殴 打，起诉离婚，却遭到法院驳回。不料，丈夫变本加厉，再次长时间殴打妻子，当场昏迷。然而，丈夫未将妻子送医，反而驾车载着她在路上徘徊，他误以为妻子已死，为逃避责任，将昏迷的妻子从几十米深的土崖抛下，坠落重伤致死。随后，丈夫报案，谎称妻子是自己跳崖，而父亲及姐姐参与说假话。但法网恢恢，警方调查发现端倪，以故意杀人罪将丈夫逮捕归案，交由检察院提起公诉，妻子家人悲愤拒绝任何谅解，只希望判处死刑。 据悉，苗苗（化名）生于1993年，经人介绍认识了年长其三岁的张某，其还是苗苗哥哥的好友，两人渐生情愫，于2015年4月27日登记结婚。 然而，两人婚后生活并不融洽，从2015年5月24日起，苗苗多次在社交平台吐露心声：“能过了过，过不成了各走各”…… 朋友和亲属起初以为这只是夫妻间寻常的矛盾，总是劝和：“现在都结婚了，好好过日子。” 几年前，张某南下打工，苗苗留在老家照顾两个儿子，距离让争吵暂时平息，直至2024年张某返乡后，矛盾再次爆发。 后来，张某开始对苗苗动手，苗苗始终隐忍，很少向家人诉苦。 父亲痛悔地说：“早知这样，我就该让我女子和他离！” 张某并非毫无悔意，2024年7月2日，他给苗苗发信息道歉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打你都是我的错……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动你一个手指头。” 可仅一个多月后，8月20日晚，苗苗就给亲属发去照片，她的脚、腿、膝盖、胳膊布满伤痕。 当晚7点，苗苗拨打了110报警。 2024年9月27日，医院的诊断证明显示她患有“焦虑性抑郁恐惧”，她开始向亲属透露离婚的想法，但始终放心不下两个年幼的儿子。 2024年11月6日，苗苗终于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 然而，12月11日，法院驳回了她的诉求。 无奈之下，苗苗担心再次被丈夫殴打，在其他地方找了个住处。 12月22日，张某通过快递信息找到苗苗的住处，强行将她带回家，苗苗在警方帮助下才逃离。 12月24日清晨，张某独自驾驶父亲的面包车再次来到苗苗的租住地，在屋外，两人发生激烈争执，张某对苗苗进行了长时间的殴打，直到她失去意识。 张某没有立即将昏迷的苗苗送医，而是驾车在某路上徘徊，期间多次联系家人。 姐姐和亲戚都劝张某赶紧送医，他也曾载着苗苗前往咸阳一家医院，但医生认为伤情过重需要转院。 张某误以为苗苗已经死亡，在某路上，张某将苗苗抬出车外，扔下了路旁几十米深的土崖。 当时，张某的姐姐也在现场。 司法鉴定显示，苗苗系“高坠致头部、胸腹腔多脏器损伤死亡”。 更令人心寒的是，张某先是报警谎称苗苗“自己想不开跳崖”，父亲和姐姐也向警方作伪证。 但谎言很快被揭穿，当晚张某就供认了全部事实。 警方后续将张某逮捕归案，并对张某父亲和姐姐处以行政拘留10日、罚款500元的处罚。 目前，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张某提起公诉，等待开庭审理。 那么，从法律角度，张某将面临怎样的制裁呢？ 1、张某的行为是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？ 《刑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，因而构成犯罪的，是故意犯罪。 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，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本案中，张某对苗苗进行了“长时间的殴打”，直至其“失去意识”，作为成年人，张某应当明确知晓，持续性的严重暴 力殴打头部等要害部位，极有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后果，但仍持“放任”的心态，即构成间接故意。 当苗苗昏迷后，张某作为丈夫及殴打者，负有法定的、刻不容缓的救助义务，而张某不仅不送医，反而“驾车兜兜转转”，最终在自认为苗苗已死后，将其抛下“几十米深的土崖”，继而造成死亡。 结合刑法理论，张某抛尸时，即便错误地认为对象是尸体，但其抛崖行为本身具有致命的危险性，他对将一个可能存活的人抛下高崖必然会致其死亡这一结果，同样是持放任心态。 因此，张某无论是殴打还是抛崖，都属于故意杀人行为，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2、张某是否应判处死刑？ 《刑法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，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。 本案中，张某有长期殴打妻子以及将妻子抛下悬崖的行为，最终导致死亡，犯罪手段残忍，主观恶性深，且杀害对象为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，情节恶劣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。 而且，张某虽然主动报警，但说谎试图逃避责任，可能无法认定自首情节，更何况，自首不代表必然要从轻处罚。 所以，在苗苗的家属选择不谅解情况下，对于张某，大概率会被判处死刑。 不过，法院可能认为，张某的杀人故意更倾向于间接故意，区别于有预谋等杀人行为，继而作出死缓甚至无期徒刑的处罚。 对此，您怎么看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