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5年，刘亚楼病逝前，叫来了小他18岁的中俄混血妻子翟云英，对她说：“我这辈子，最对不起你，我走后，你可另寻良伴！” 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后，工作强度极大，每天审阅报告到深夜，经常出差视察机场和部队建设。1950年代，他推动空军从零起步，引进苏联飞机，建立飞行学校，亲自参与制定训练大纲。身体渐现问题，脸色蜡黄，体重下降，但他坚持不下火线。1965年3月，他在办公室处理文件时突然倒下，检查确诊肝癌晚期，已扩散全身。医生建议住院，他同意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见翟云英。她赶到时，他已安排好工作交接，平静面对现实。他先回顾两人相识过程，从大连的初遇到延安的婚礼，那些年她随军转业，管理后勤，适应频繁调动的生活。他承认忽略了家庭，工作占去太多时间，她独自带孩子，操持琐事。 他开始交代后事，先谈子女教育，长子刘庄、次子刘森和小女儿刘晓都需要独立成长，他希望翟云英教他们技能，长子学飞行，次子练管理，小女儿选实用专业，避免依赖关系。他回忆长征和抗战经历，那些战斗让他明白生命无常，如今空军部队已初具规模，装备米格机，能执行巡逻任务，他对事业无憾。接着提到父亲刘景春，老人留在辽宁农村，需要定期寄钱和衣物，逢节送特产，确保晚年无忧。翟云英记下这些，她知道公公膝下无人，这些事落到她肩上。他又说起安娜的亲人，失散在苏联多年，提供线索如出生地和家族名，希望通过渠道寻找，帮安娜了却心愿。这些托付源于他了解家庭背景，安娜的俄语和家谱是他早年研究过的。 最后他表达对翟云英的歉意，说自己年长她太多，婚姻中让她吃苦，建议她日后可找合适伴侣，继续生活。她不同意，坚持守着这份感情。他重复劝说，军人寿命短，她还年轻，不该独守。他经历的两次婚姻失败，让他更不愿她重蹈覆辙。这些话基于他的人生体悟，从井冈山到空军建设，一路坎坷，他想让她自由选择。病重期间，他还谈空军规划，强调加强雷达和夜训，但重点仍是家庭。他知道时间不多，这些话是最后的交代，承载他对她的责任感。 刘亚楼5月7日在上海逝世，骨灰运回北京安放，翟云英处理丧事时克制悲痛，很快投入家庭事务。她教育子女，长子进入空军服役，次子调入部队，小女儿毕业后从医，他们都自食其力，不求特殊照顾。她每月寄包裹给刘景春，里面有粮油和衣料，老人来信感谢她的周到，直至1980年老人去世，她派人料理后事。安娜的寻亲事宜拖了多年，八十年代中苏关系改善，她联系红十字会，提供安娜的出生信息和旧照片，信件往返几次，终于确认莫斯科郊区的侄子一家。1989年他们来北京团聚，安娜见到亲人时情绪失控，拉着手不放，这件事让她安心许多。 翟云英转业后在地方单位工作，生活简朴，拒绝再婚提议，坚持军人家庭的作风。她每年清明去八宝山公墓，带花束擦拭墓碑，站立片刻离开。这些举动源于对刘亚楼的承诺，她用行动延续他的遗愿。子女成年后，她鼓励他们多读军史，传承父亲的作风。晚年她身体渐弱，但仍关注空军新闻，剪报存档。她的故事流传在军中，提醒人们革命家庭的付出不只在战场，也在后方支撑。翟云英2004年去世，享年77岁，骨灰合葬丈夫身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