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2年，当过大军区司令的他，生活拮据，每到一处，老部下接济 “老丁，组织上决

1982年，当过大军区司令的他，生活拮据，每到一处，老部下接济 “老丁，组织上决定，你的生活费仍按团级标准执行。”1982年初春的北京西城，军委办公厅的一间小屋里，一名工作人员把通知放在丁盛面前。窗外的风有点硬，屋里却安静得像被冻住。文件上的数字——150元，在丁盛眼里显得格外刺目。 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前后，丁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总前委捷报上。衡宝战役，他指挥一个师啃下白崇禧的“钢七军”，歼敌万余。那一年，他34岁。枪声散去，勋章亮到耀眼。谁也想不到，三十多年后，他会为了每月那点生活费同事务官反复核对零头。时间拨到1955年秋天，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。丁盛被授予少将。从此，佩剑、金星、红肩章伴随沙场。一张工资表也随之固定：少将月薪610元，加上副职岗位津贴，总计近700元。以当时兑换比值，这绝对是高收入。可1964年秋天，一纸调令，让他跨越三千多公里，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副司令。兵团重生产，轻作战，他一肚子疑惑，“让一个打仗的去种棉花，图什么？”然而命令如铁，临行前，他把礼服锁进柜子，没有多带一粒子弹。抵达乌鲁木齐，戈壁风沙扑面。内部抵触声不断，“空降来的，只会打仗，会不会种地？”丁盛从士兵时代练就的火爆脾气被点燃。他连夜召集骨干，“不想干的可以提意见，但棉花地需要水渠，方案今夜必须出来。”整顿持续半年，兵团秩序渐稳，却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。1968年，他被调回广州军区，先任副司令，继而升任司令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一年，他还不到五十三岁，在开国少将中走上大军区主官岗位，可谓“早”。 1977年，政治风云变幻。部分决策失误被归咎于“文革遗留问题”，丁盛也在名单之中。离开大军区领导岗位，他被安排在南京军区干校“候议”。工资待遇降档，职务级别作冻结处理。军中同行私下摇头，“老丁别扭，火气大，这次怕是熬不过去了。”事实证明，火气再大也顶不住现实：干部工资制度调整，离岗人员须重新核定级别。最终，丁盛从副大军区级降到正师级，月费150元。表面数字看似不低，可新一轮城市物价指数开始抬头——一斤瘦肉一块多，一双皮鞋二十来块，一个月下来，150元很快被拆得七零八落。 1982年春天的那份通知，让丁盛从“降待遇”进入“定待遇”。干部部官员安慰，“看病实报实销，出门有车，生活不成问题。”可离开大军区，车与警卫早已收回。去医院，他搭无轨电车；到档案馆查材料，他拎旧皮包。偶尔去广州、南京探友，也总想买最便宜的硬座票。老部下心疼，“军长，车票我们负责。”他摆手，“别破费。”可车站外，总会有人把飞机票悄悄塞进他的上衣口袋。 1985年，改革开放火热推进，沿海城市工资翻番。150元的含金量被迅速稀释。人事部门按照老政策帮他把月费加到200元，这点增幅依旧难解尴尬。丁盛苦笑，“以前当司令，每月批条子过万，现在批不了自己口袋。”不得不说，这种落差比物价更具冲击力。 1990年夏，他决定主动为自己申诉。文件袋装着几十份战功鉴定、录音笔记录的伤情证明，从武汉到北京，他租住在德外一处平房。消息传到原54军，老兵们拎着米面油排队上门。有人送十斤排骨，有人塞两斤茶叶。丁盛推门时打趣：“排队发奖章吗？”老兵憨笑，“军长先吃饭，别跟我们客气。”那两个月，他除了交房租，几乎没动过自己的口袋。申诉并不顺畅。那年十二月，北京已飘雪。军委机关一名老政工干部见到他，道一句：“老丁，气色差了。”丁盛回一句：“该来的总得来，档案不会说谎。”最终，档案审核结果迟迟未出。他转身回湖北老家，住进父亲留下的旧宅。墙体发黑，瓦片漏雨，丁盛干脆挽袖修屋，邻里问：“堂堂司令，不请匠人？”他抬头，“节约点。” 1992年，他和夫人沿川黔铁路南下，昆明、北海、海口一路探望老友。车站常常出现同一个场景：几位上了年纪的退伍兵举着“欢迎老军长”的纸牌。机票、食宿全部安排妥当，丁盛却常常拉着送行的人小声说：“伙食补贴留下，大家都不富裕。”言罢握手转身，眼眶泛红。 1995年，广州军区干休所正式发文：“愿意接收丁盛同志。”这等于从地方返归军队系统，待遇跃升至副兵团级，住房、医疗、津贴一次性归位。消息传出，老部下奔走相告：“终于等到这天。”同年冬天，干休所的院子里新栽三株桂花，丁盛站在树前看了许久。随行医师提醒：“天气寒，别久站。”他轻声应了一句：“气顺多了。” 晚年的丁盛仍保持从军作风，五点起床，绕院慢跑。1999年夏天，他住进广州军区总医院。医生要求静养，他却拉着警侦部副部长讨论1949年华中剿匪战法，还掰着手指头复盘各团突击路线。同年10月，病情恶化。弥留之际，他只嘱托一件事：“把我葬在南疆烈士陵园旁，那里埋着兵团牺牲的娃们。”这份遗愿获得批准，他的骨灰盒最终与昔日战友为邻。